这样一来,武器发明本身创造了所谓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本身又创造出阶级。它之所以创造出阶级,乃是因为拥有武器的人能够支配那些没有武器的人。马克思就是从圣西门那里借鉴了这个非常简单、基本的思想,即便它不完全来自圣西门,但也不是来自别人。一旦那些有本事、有天分、高高在上的人联合成为一个阶级,他们发明了工具和武器,他们借此能够攫取更多的东西,与别人相比,他们从自然那里获利更多,而其他人逐渐受到这个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的支配。他们受支配的时间并不会很长,因为他们最后会造反,他们开始不满,他们认为,只要允许他们发挥想象和理性的作用,他们就能发明新东西,借助这些新东西,他们不仅能够从自然那里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东西,而且他们也许还能推翻这个精英阶层的统治。同所有精英人物一样,这个精英阶层会逐渐过时,他们的思想变得僵化,他们意识不到下层阶级暗中的发明和发现;而且,由于他们长期依附生产武器(如果有人可以这样说的话),或者说过度依附不再适应新武器的经济生活形式,不再适应桀骜不驯、义愤填膺、积极主动、想像丰富、雄心勃勃的奴隶们正在完善的新的科技进步,到时候他们将被这个底层阶级推翻,这个底层阶级会逐渐掌权,只不过他们剥削、利用的人逐渐也会让他们下台和过时。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几乎同出一辙,可是,圣西门并没有说马克思所说的话,即,一切思想观念都受分配或生产状况,受经济因素的支配。他的确认为,只有当思想能够满足某种利益的时候,它们才会产生。就这种意义而言,人们作出发明和发现,进行思考,创建数学或创作诗歌或随便什么东西,只是对他们所在时代一般状况的一种反映——只有这时候,这种事情满足他们特有的冲动,这些特有的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受经济环境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限制。不过,他认为,这些观念产生的独立性影响,要比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它们的多得多,因此,他认为,发明,尤其是阶级,既是思想的产物,也是科技进化本身的产物。例如,他认为,奴隶制这一观念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奴隶替他们工作,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类似地,废除奴隶制也不完全是经济环境造成压力的结果——因为使用奴隶已经很不划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解释——而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本身可能与它从中诞生的经济世界有一些关系;然而,实际废除奴隶制的,正是基督教思想——主要是宗教的、精神的、道德的思想,当时要不是产生这些思想,奴隶制就不可能废除。因此,圣西门极力强调天才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强调如下事实,即,要是没有天才人物,要是不赋予他们发挥作用的机会,简言之,那些以其犀利的见解、丰富的想像力渗透和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的大人物,如果不给他们的思想以用武之地,进步就会延迟。进步决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决不取决于阶级冲突或科技进步的某种必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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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著名的演讲,从未有人以如此流畅和热情的文字谈论过这么抽象的主题。……这些讲座不要求你有专门知识,它们以非常平易的方式介绍了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关键概念。
——诺埃尔·马尔科姆
伯林*出色的文字:充满活力而不流于浮夸,博学多识而没有卖弄。
——彼得·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