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不觉有辱斯文，因为广义地说，儒生即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知识分子就是社会良心之所系。因此，即使他们“仕”而成“瘾”，那也多半是因心系庙堂或心忧天下所致，于情于理似皆不必苛求。但一想到今天的知识分子虽已退处社会的边缘，而“官瘾”却丝毫不减，就觉得把儒生的做官情结拿来解剖一下，或许不无裨益。
被儒生尊为圣贤的孔子最早提出“学而优则仕”的观点，此后便被读书人奉为圭臬。做官必从读书始，读书一心为做官。到了唐朝，国泰民安，出了很多大诗人，写了很多好诗。可除了贾岛等几个痴痴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之外，大部分是把写诗当作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被诗坛视为“鬼才”的李贺就发出过“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慨叹。被尊为“诗仙”的李白，其官瘾也大得很。李白写诗只是业余爱好，心之所系首在长安。他的《与韩荆州书》读来就肉麻，“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其实，识韩荆州就是为封万户侯，因为“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以诗才自负的李白既想做官又不愿意考科举，一级一级往上爬，所以就梦想走捷径，希望凭着自己几首小诗而一举成名天下知。但他毕竟是诗人，对官场的认识也太少，于是他走的以诗“干谒”当道、谋取进身的仕途之路比考科举还要漫长。见召进京时已是42岁，过了人生“不惑”的年龄。可是他居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份高兴劲就如得了糖果的小孩，真是虽到不惑之年而“惑”心不去。被尊为“诗圣”的杜甫，因为出身于书香仕宦之家，自小就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铩羽而归。无奈之下，他也以诗干谒权门，并在长安蹭蹬十年之久，才谋到一个县尉的低级差使，觉得很没面子，便没去赴任。
当然，古之儒生那么多，自然也有身在官场而能从官场中超脱出来的，苏东坡即算一例。他虽然也有官瘾，因为如果只写几句“大江东去”的词，而没有官俸，朝云就不能安心侍候他了。但他虽入官场却又深知自己“满肚皮不合时宜”，于是对个人升降并不特别在意，宠辱不惊。只可惜，大多数的传统儒生不能达到这一步，所以一生总是为官瘾所困，及至醒悟，已为时晚矣。正如袁宏道所云：“少时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热，想不知有无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俭于书生。至于劳苦折辱，不啻百千倍之，奈何不令人催撞息机也，譬如婴儿见蜡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唯恐唾之不尽。”至于那些把“劳苦折辱”当享受的官迷们就又如清道光年间的宰相曹振庸所形容的：“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逢，歹也弥逢。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这当然只有一副奴才相，而没有半点小孩嚼蜡的感觉，当然所谓的良心也早就被狗吃了。
梁启超曾形象地刻画了晚清士人挤向北京官场独木桥的盛况：“居城厢内外旅馆者恒数十万，其十之八九皆为求官来也。而其住各会馆及寄食于亲友家者，数且相当京师既若是矣，各省也莫不然。大抵以全国计之，其现在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问其皇皇求官之故，为作官荣耶？为作官乐耶？皆不然，盖大率皆舍作官外更无道以得衣食。质言之，则凡以谋生而已。”这真是说得很到位，读书为了做官，而之所以要一门心思做官又是为了谋生。读书人除了读书、做官外，实在没有其他的技能可以找到谋生的出路，这才是真正的可悲又可叹。
既然以做官为谋生之手段，这“官”做得如何？是“清官”还是“贪官”？就难以预料了。这些人恐怕早把圣贤教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丢到爪哇国去了。因此，袁宏道又说，这些人是“贪欲无厌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趁，便作牛亦得，作马亦得，作鸡犬亦得，最为污下，最为可厌”；至于那些觉得做官有无穷滋味的奴才就更是觉得“愈劳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尽，不穷其味不止。若夺其官，便如夺婴儿手中鸡子，啼哭随之矣”。
今天的知识分子虽然也还有很多做着官的和很多想做官的，但这做官的情结毕竟在日趋淡化。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如今的读书人已从社会的中心退到社会的边缘；二是因为社会的进步，谋生的渠道多了，发财的渠道也多了，大家不必再挤官场独木桥了。所以，吾辈遭逢今日，实在比古之儒生要荣幸得多。因此，假若你做不了官，亦不必特别在意，而应当心境恬然，美滋滋地享受眼下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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