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儒：风华绝代》：
为了求得仁，人就必须学习，博古敏求，学而无厌。为此，他首创性地大规模招收学生，聚众授徒。不管在流亡的路上，还是燕居在故乡，总有一大帮学生簇拥着他，听他教诲，受其启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孔子煌煌的教学成就！
孔子这一全方位的学术建设，为后来的战国诸子提供了治学行为所仿效的样板，他们或传授生徒，或撰写著述，或游历诸侯，或建立学派，均没有超过孔子所创立的为学模式。
在中国最早的这间课堂里，师生酬答有致，彼此谈笑风生，话题宽泛而精深。夫子的全部教学主张，就是以文发学生之蒙，以行积学生之德，以忠立学生之节，以信全学生之身，以礼约学生之形。他的教学，是将古代文献典籍的知识教育和以忠信为人性之本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会实践三者结合修为的综合体系。他要的，是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达到对人生当下和永恒的了悟，形成一个永远的探索过程，贯穿人的整整一生。
在孔子那里，为学，远非仅仅熟读“六经”课本，然后俯仰天地，以饱学自命。他通过弟子曾参之口，道出为学之人的首要——尽忠，守诚，执信，然后对之时时习练，在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中，走向人格与学术的双重完善。
一个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始终颠沛流离在路上的老人，为什么始终高扬着清癯的面庞，谦和有致，不改其度，即便厄于陈、蔡，也教习严明，话语琅琅，无一日不大雅传诵，无一时不弦歌悠扬？是自我蒙蔽性陶醉，还是绝望至极点，转而寻求心灵的另一向度温存？
都不是。孔子眼里的礼乐，完全不同于今日吾侪酒足饭饱后的无聊K歌。我们是在发泄，孔子是在发心。他已将礼乐作为学生修德明心、为学论政必经的一扇门，而且，作为日常功课，须臾不可废。
《礼记·乐记》：“君子日：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原因是，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礼就扎根于人心之仁，它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温柔、最慈善的角落，有阳光斜披，静穆而善良。
有仁心才有仁行，才有高贵的俯身，才有同情的眼光和怜悯的眼泪。所有不端的思想和行为，病灶都是他心中乏仁。仁者人也，不仁则不人。所以作为人，怎么能不习礼呢？“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是个逻辑递进关系。
他有个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他主张对富与贵的诉求，但必须限定在“以其道而得之”的尺度之内；他也认同恶贫去贱的人性本能，但给出的限制仍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个“道”在哪里？就在于“仁”。只有仁德之人，才会“名利于我如浮云”，安于仁德，贫富自适；也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世间种种的虚妄和短暂，顺仁而安。
为此，君子要安贫乐道。安贫是为了守“道”，终日带着一张苦瓜脸去守，他能坚持的时间便很可疑，所以孔子提醒要“乐道”。只有乐在其中，才有兴趣与恒心。钱理群说过一句我认为相当高明的话——做任何事，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个字：及格；兴趣的结语常常也是两个字：出色。
所以，孔子对“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评语是尚可，但还不够，应该更上层楼，登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一层。
也即在此时，孔子在奔波的路上连续遇到一系列隐士，并为他们所讥诮、批评。石门、荷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仪封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面对天下无道，自己无法作为时，绝不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自己节操的同时，选择避世，以独善其身；当世不可避时，则退而求其次，选择避地，再等而下之避色、避言。
孔子自己是不避世的，因为他胸中怀拥着大道，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有着以天下为己任、匡正时弊的社会担当。但他并不因自己巍峨而忽视甚至去鄙视其他山峰的低矮。
相反，他向对自己毫不客气讥讽加指责的七位隐士，送去了自己的赞许。这就是来可泓先生所说的：“孔子是反对隐士思想和行动的，他也曾被长沮、桀溺等人骂得很难堪。但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比之于当政的斗筲之徒要高尚得多。”所以，孔子一面称他们为贤人，一面却坚守自己积极进取的用世之道。
支撑孔子这样做的内在生命力量在哪里？
是《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天地自在精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自己说。
孔子命运多艰，处处碰壁，就是因为他要保持人格的完整，要自己言行一致。假如他屈身与生活讲和，弯腰向权贵摧眉，为自己找一个含混的借口，老人家还会颠簸在路上，与穷蹇为伴吗？面对官位，孔子的态度是：不汲汲于官位，也不避位，无可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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