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1809—1852），小说家、剧作家，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
　　1809年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从小就把文学看作为人类服务的高尚事业。1830年春，同仰慕已久的普希金相识，这为果戈理走上文坛奠定了基础。1831年至1832年间，相继出版《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二部，作品给他带来巨大声誉。1835年出版《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这标志着果戈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和跨越。1836年发表讽刺喜剧《钦差大臣》。
　　1835年秋开始创作《死魂灵》，第一卷在1840年于意大利完成，是在异乡怀着无限的乡愁完成的。1841年9月，果戈理携带《死魂灵》的手稿回到俄国，并托别林斯基的关系使书稿在彼得堡通过审查。1842年5月《死魂灵》一卷正式出版。《死魂灵》第二卷创作期间，果戈理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由批判农奴制转为歌颂它。
　　1852年，果戈理烧掉《死魂灵》第二卷的手稿，不久后去世。现在看见的第二卷，是出版商舍维廖夫根据果戈理的遗稿整理出来的。

　　《死魂灵》讲述唯利是图的六品文官乞乞科夫买卖死农奴的故事。在俄语中，“农奴”和“灵魂”的字形与发音完全相同，这也包含了书名的双重意义，一方面指买卖死农奴这一贯穿全文的主线，另一方面也隐喻了小说主人公自己的灵魂，揭示了“他那讳莫如深的隐秘思想”。

　　第一章
　　在省城N市，这天，一家旅店的院子里，哗啦啦地驶进来一辆相当讲究的四轮轻便马车。一般说来，乘坐这种带弹簧底盘的小型马车的人，通常是些光棍汉，比如退伍中校、陆军上尉、拥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等等，总之一句话，全是那些被称之为中等绅士的人。坐在马车里的这位绅士，论长相虽说不是美男子，可也不算丑，不算胖，可也不算瘦；论年纪他不算老，可也不算很年轻。他抵达省城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他的到来也不曾使省城里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在这家旅店对面的小饭馆门口，站着两个俄国乡下人，看见马车驶过来，两个人随便讨论了一些看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议论的多半是这辆马车，而并不涉及坐在马车里的那位绅士。“你瞧，这马车轮子可真棒哟！”其中一个乡下人说，“要是去莫斯科，你看怎么样，它跑得到还是跑不到？”“跑得到，”另一个乡下人回答，“依我看，要是去喀山，恐怕就难说啦？”“去喀山恐怕不行。”另一个人答道。两人的谈话就此而止。还有，这马车驶到旅店大门口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小伙子。小伙子身着燕尾服，那服装的款式显然是想赶时髦，故意露出胸衣，胸衣的对襟用一枚土拉城出产的带青铜手枪形饰物的别针扣着，下身穿一条又瘦又短的白斜纹布裤子。年轻小伙子转过身来，朝马车望了望，一只手按住差点被风吹跑的帽子，继续走他的路。
　　马车驶进院子之后，立刻有一个旅店的侍者跑过来迎接客人。在俄国旅店里，通常把侍者唤作伙计。跑出来的这个伙计，活泼伶俐，伺候客人更是机敏异常，简直叫人来不及端详他那张脸是什么模样。他一溜风似的跑出来，手里拿着餐巾，只见他穿一件长长的仿锦缎面常礼服，他个子很高，常礼服的衣领差不多顶到他的后脑勺。他把头发向后一甩，转眼之间，已经引领着绅士来到楼上，沿着一条木制长廊走去，领他去看看上帝恩赐给他的客房。这客房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客房，因为这旅店本是一家普普通通的旅店，也就是说，这种旅店在省城里颇为常见。在这种旅店里，过路的客人只消花两个卢布，就可以得到一个房间，住上一昼夜。这种客房里难免蟑螂横行，爬满室内各个角落，看上去像黑李子干。房间里照例有一道门通往隔壁的客房，这道门又总是被一只五屉橱柜堵死。住在隔壁房间的客人，通常是沉默寡言，喜好安静，但却有一种古怪的好奇心，知道你初来乍到，不把你的来龙去脉打听明白他便睡不安心。这家旅店的外观与其内部倒也般配：这是一座长长的二层楼房，一层没有挂墙皮，赤裸着深红色的砖墙，砖头原本就有些破旧，加之年深日久风吹雨淋，砖墙的颜色变得愈加灰暗；二层墙皮上涂着经久不变的黄漆；楼下是一排卖马轭、绳索和面包圈的店铺。在这排店铺的拐角处，有一家小店，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一个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卖蜜水香茶的男人。此人赤红脸膛，那脸色与他身旁摆着的俄式红铜茶炊相差无几，倘若他不是长着乌黑油亮的大胡子，远远望去，还以为窗户里摆着两只大茶炊呢。
　　新来的绅士还在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手下人已把他的行李搬了进来。最先搬进来一只白皮箱，箱子已有些破旧，说明它并非初次用于旅行。白皮箱是马车夫谢里方和仆人彼得卢什卡抬进来的。谢里方矮矮的个子，穿一件没挂面的羊皮袄；彼得卢什卡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穿一件肥大的常礼服，显然是主人穿旧了赏给他的。这小伙子面相阴沉，看样子脾气很大，厚嘴唇，高大的鼻子。在皮箱之后，又搬进来一只带有精致的桦木镶嵌图案的红木小匣子、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裹在蓝纸包里的烤鸡。搬完行李之后，马车夫谢里方就到马厩里照料马匹去了，仆人彼得卢什卡开始在窄小的门厅里安置自己的住处。这门厅极为简陋，黑乎乎的，又暗又脏。他事先已把自己的外套扔在那里，所以门厅里弥漫着他身上所独有的特别的气味，后来他拿进来的一袋子仆人的各种衣物，也都沾染了这种气味。他就在这门厅里靠墙支一张三条腿的小窄床，在床上铺一条小垫子；这垫子似床垫又不是床垫，早已被压得又扁又薄，像他从旅店老板那里讨要来的煎饼，油渍麻花的，恐怕真正的煎饼也莫过于此吧。
　　仆人们忙活着张罗各自的事情，新来的绅士在这时已离开客房独自到大厅里去了。这类公共客厅里的大概情形，恐怕每个出过门的人都是非常熟悉的啦：大厅的四壁通常涂着油漆，墙壁上部给抽烟的人熏得乌黑，下部被形形色色的过往旅客的脊背蹭得发亮。不过在这里盘桓得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客商，每逢集市的日子他们都到这里来，六七个人聚在一起，照例喝上两杯茶。天花板通常是熏得黑乎乎的，当中通常悬挂着一盏熏黑了的枝形烛架，烛架下面挂着许多玻璃装饰。每当伙计活泼地端着托盘，托盘上摞着像海岸边的鸟群似的多得数不清的茶碗，从铺着破旧漆布的地板上跑过时，那些玻璃装饰就跟着跳动，发出叮叮的响声。墙壁上总有那么一两幅油画，画面和整个墙壁一样宽，总而言之，这里的一切都和别的旅店一样，不同之处最多也不过有一幅油画上画了一位女神，露出一对格外引人注目的大乳房，这么大的乳房我想读者大概也不曾看见过。话又说回来，造物主的这类玩笑在各种历史题材的油画里是颇为常见的，这些历史画不知是由什么人，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带进我们俄罗斯来的，说不定还是我们的达官贵人、绘画爱好者，在他们的信差劝诱之下，从意大利买回了这批画呢。这时，我们的绅士脱下帽子，解下围在脖子里的带彩虹图案的毛围巾，这种围巾通常是妻子亲手给丈夫编织的，还温柔体贴地嘱咐过该怎样使用它。至于使用这种围巾的光棍汉，我就不敢断定是谁给他编织的啦，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反正我是从来不围这种围巾的。解下围巾之后，绅士就要吃午饭，吩咐侍者上菜。于是侍者便端上来一般旅店里通常供应的各种饭菜，有一盘热菜汤外加馅饼，这种馅饼是专为过路客官准备的，已保存了好几个礼拜。有牛脑子烩豌豆，有泥肠白菜，有油炸鸡块，有腌黄瓜，还有随时都可以供应的糖心馅饼。当侍者把这些热菜和凉菜端上来摆在桌上的时候，绅士便拉着侍者，或者唤作伙计的，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问他这家旅店过去是什么人开的，现在的老板是什么人，旅店营利情况如何，他们老板是不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对最后一个问题，侍者通常是回答说：“哎呀，他最喜欢坑蒙拐骗啦，老爷！”正如在文明的欧洲一样，在文明的俄罗斯，现如今也有许许多多值得尊敬的人，在旅店里不跟侍者闲聊一通，他们是吃不下饭的，有时他们还要拿侍者开一通荒唐的玩笑。话又说回来，新来的这位绅士所提的问题并非都是废话，比如说，他严肃认真地详细询问了这省城的省长是什么人，民政厅厅长是什么人，检察长是什么人，总而言之，省城里的显要人物他一个也不肯漏掉。然而，问起本地所有知名的大地主，即便说他不是怀着极大的兴趣，也可以说他更加确切细致地问起：哪一个地主拥有多少个农奴，他的住处离省城有多远，性格怎么样，是否经常到省城里来，等等。他还认真询问了这一带乡村的情形：本省范围内是否发生过某些流行病，比如猩红热、致命的疟疾、天花以及诸如此类的传染病。这些情况他都打听得认真细致，而且要求回答准确，由此看来，他并非出自一般的好奇心。这位绅士的举止风度流露出一种庄重威严的气派，连擤鼻涕也比别人响亮。不知他到底是怎样擤的，反正他擤鼻子的声音很像吹喇叭。他的这一优点显然是天真无邪的，但却在旅店的侍者中间为他赢得了不少尊敬，因此每当侍者听见他擤鼻涕的声音，便立刻把头发一甩，立正站好，显得更加恭敬，微微低头问道：“您还需要点什么东西吗？”吃完了午饭，绅士又喝了一杯咖啡。他坐在沙发上，随手把一只靠垫塞在自己背后。在俄国旅店里，这种靠垫里装的不是柔软的羊毛，而是一种像砖头和石块一样硬的东西。绅士一坐下来就哈欠连天的，于是他吩咐侍者领他回房间去。他躺了一会儿就睡着了，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休息好了以后，他根据旅店侍者的请求，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写在一张纸片上，以便呈报警察当局。侍者拿着纸片下楼去了，一边走一边按音节拼读着纸片上的文字：“六品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在吃力地辨认字条上的文字时，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径自出了旅店，到城里观看市容去了。看得出，他对这座省城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城市与其他省城相比毫不逊色，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砖砌的房舍都涂着米黄色油漆；木头房子上的油漆是灰色的，看上去颜色较深，倒也显得朴素大方。这里的房屋都是楼房，可分为一层楼的，两层楼的，一层半楼的，都清一色地带有阁楼。省城里的建筑师们认为，这必不可少的阁楼是最为美丽的部分。有些地方街道宽阔得像旷野，这些房子孤零零地掩蔽在鳞次栉比的木头栅栏里，显得很不起眼；有些地方房屋簇拥在一起，那里的行人明显增多，气氛也显得热闹。他沿着街道走去，遇见的尽是各种各样的招牌，几乎全给雨水冲刷得褪了色，招牌上有的画着花形小甜面包；有的画着高统靴子；有一处招牌上画着一条天蓝色裤子，下面还有某一个华沙裁缝的签名；有一家帽店的招牌上竟写着“外国人瓦西里?费德罗夫”；有一处招牌上画了一张台球案桌，桌旁有两人正在打台球，两人都穿着燕尾服，在我们的剧院里，演到最后一幕时，那些拥上舞台的看客们就穿着这种燕尾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手握台球杆，正在瞄准目标，胳膊稍稍向后扬起，两腿弯曲着，像芭蕾舞演员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似的。这幅广告画下面写着“台球房在此”。有的地方直接在街道旁摆出几张桌子，桌上摆着核桃、肥皂和看上去跟肥皂相差无几的蜜糖饼干。一家小酒馆的招牌上画了一条肥鱼，鱼身上插着一把餐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带有灰暗的双头鹰国徽图案的房屋，现如今已不再是官府的办公处所，而被改做酒店，并打出了十分醒目的招牌。城里的马路铺得不大像样。他又顺便到市立公园里转了转，其实公园里仅有几株细细的小树，树根长得很不牢靠，树身下面用三根棍子支撑着，支架上涂着漂亮的碧绿色油漆。话说回来，尽管这些小树长得还不及芦苇高，但报纸上描写本城的装饰时却这样写道：“承蒙市政长官关怀，我市装点得更为美丽，新辟公园绿树成荫，炎夏酷暑可为市民提供乘凉消夏之所在。”接着又写道，“笔者曾目睹广大市民满怀感激之情，心情极为激动，泪如泉涌，对市长大人深表谢忱，万般情状，感人至深。”绅士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去往教堂、各长官衙门和省长官邸的最近便的路，以便在必要时前去造访，然后他便去欣赏了那条从市中心流过的河，在路途中顺手揭下一张贴在廊柱上的海报，以便带回旅店去细细阅读。接着，他发现街道旁木制的廊式人行道上走来一位模样并不难看的女士，后面跟着一个身着军服的少年侍仆，手里提着包袱；他专注地将那女士细细打量一番，再朝四周环视了一遍，好像要把这里的地形牢记在心似的，此后便动身回旅店去了。他回到旅店，一名侍者连忙上前伺候，轻轻搀扶着他登上楼梯，领他径直回到客房里。他喝足了茶之后便在桌旁坐下，叫人给他点上蜡烛，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海报，凑近了蜡烛，微微眯缝着右眼，认真地读了起来。不过，这张海报上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东西，登载的是正在上演的柯楚布的一部戏的广告，波普廖文先生在剧中饰演罗拉，齐雅勃罗娃小姐在剧中饰演柯拉，其余的角色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可是，绅士却把他们的名字逐个读了一遍，甚至连池座的票价也没有放过。他发现，这张海报是在省政府的印刷厂里印制的，然后他翻到海报的背面，想看看背面是否印着什么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他揉了揉眼睛，很珍惜地把海报卷起来放进他那只红木匣子里去。绅士有一个习惯，不论捡到什么东西，他都要放进这只小匣子里收藏起来。后来，他又吃了一盘冷牛犊肉，喝了一瓶酸梅饮料，接着便呼呼大睡起来，正如我们辽阔的俄罗斯国土上某些地方的说法，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看来，绅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这位外来的绅士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拜客上。对省城里所有的显要人物，他一一做了拜访。他首先怀着敬意拜会了省长，原来这位省长大人和他乞乞科夫一样，长得不胖也不瘦，恰到好处；省长脖子里挂着圣安娜勋章，甚至有传闻说，省长大人很快要荣获星形勋章了，已作为提名人呈报上去。不过这位省长倒是个非常慈善的人，有时闲来无事还亲自动手在透空纱上绣花。然后绅士去拜访了副省长，然后去拜访检察长、民政厅厅长、警察局局长、包税人、官办工厂的总监……绅士拜会的显要人物实在太多，可惜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这位外来的绅士在拜客方面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和热情，连卫生监督和本城总建筑师那里，他也登门表示了敬意。此后，他又在那辆四轮轻便马车里坐了很久，苦思冥索，想想还有哪些官员需要去拜访，然而在省城里，他没有拜访过的官员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他在同显要人物谈话的时候，极为巧妙地对他们每个人都恭维几句。在省长面前，他便含蓄地说，到贵省来旅行，简直像进入天堂一般，道路四通八达，平坦光滑得像铺了天鹅绒一般；又说当局任用的官吏也都是贤明之士，政府诸位长官的确值得大力颂扬；这些话他说得十分得体，仿佛无意中顺便提起，绝无曲意奉承之嫌。见了警察局局长，他便夸奖省城的岗警，对他们作了极高的评价。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厅厅长谈话时，居然两次把他们误称为“大人”，虽然他们两人仅仅是五品文官，但对这个错误的称呼却非常满意。他这么做的结果是省长当即邀请他当天晚上光临省长官邸，出席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也都各自发出邀请，有人请他共进午餐，有人请他玩波士顿纸牌，有人请他随便坐坐，喝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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