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因为绝大多数劳改犯人原来在各自的单位都像金属部件一样经过了“热处理”，已经获得了适合于劳改的性能，所以来到这个劳改农场几乎都怀着一种幸福感，至少是像瞎子在独木桥上失足却只不过是掉到了既浅且干的河底似的，心情比较踏实了。不管怎么样，总比在“热处理”时被批判斗争好受得多。那时，还以为自己的脚下是万丈深渊呢。所以，还怀疑什么呢？给我们吃多少就多少吧。即使劳改农场不供应伙食，也是领导给我们的恩典。因而，劳动虽然无精打采，劳动号子却既响亮又诙谐。
天气好，活儿也好。所谓盖房子，严格地说来不过是用水把泥土黏合在一起，再搭上几根木头，顶上用芦苇盖住，砌成一个四方形的可以遮风挡雨的空间而已。后来推广了“大庆经验”，这种房子就有了一个东北方言的专用名称，叫“干打垒”。“运土坯”，又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当砖头用的土坯并不需要烧制，用铁锹直接从地里挖起来晒干便成，所以每块土坯都呈极不规则的多边形，实际上只能称作土块。一块干土块有七公斤到十公斤重。我每次只能背三块，至多四块。我整个人连皮带肉不过四十四公斤重，三四块土坯已相当于我的全部体重。除了我的皮肉，我还要再背上一倍重量，走五十米到一百米路。
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就是最繁重的。这大约就是好逸恶劳的人类却要把一切工作都弄得复杂化的一个原因。不规则的多边形物体会在脊背上滚动，每走一步，土坯的每一个棱角都要在我的脊骨上揉搓若干遍。我说的是真正的骨头，因为我全身上下都没有一点皮下脂肪。有时，我甚至能听见干硬的土块和骨头直接摩擦所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响声颇为尖厉，还有点嘲笑的意味。这时，我的咽喉就涌出一丝糖的甜味。我幸好从未把血吐出来过，只是土坯和骨头之间的那一层皮肤透出了血迹——反正也看不见。如果你能忍受得过去，皮肤很快就会长出一层胼胝，俗称“老茧”的保护性角层——你不能忍受也要忍受，所以总能忍受得过去。
但是，运土坯还是有舒服的时候，这便是走在回来的路上。人从事任何一种繁重的劳动都会得到相应的报偿，譬如，那回来的路正好和去的路长度相等。这常常使我不得不叹服自然规律或是上帝的公允。并且，那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那是一条干的路，没有水，没有泥泞！光脚板插在尘土里趟着走，不但会感受到黄土地的温暖和干燥，而且会扬起一股股烟尘。把背负的重量卸下，我就会感觉到我是自由的。
日记是从七月十一日这天开始的，我就不得不返回去说说十一日以前我们在水稻田里的劳动，不然读者就不能体会到我此刻的舒服，为什么我说运土坯是件好活儿。
水稻在五月份下种，七月，稻苗已经到“拔节期”了。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在水稻田里不知拔了多少遍杂草。宁夏人有句谚语说：“稻薅九，饿死狗。”这句押韵的话意思是在水稻田里拔杂草拔的遍数越多，水稻就长得越好——一方面能将草拔得干净，另一方面还能“踩田”，用脚把地底下的腐殖质踩翻到地面上来当肥料。只是薅草的遍数多和狗挨饿有什么联系，让人费解。为了遵循这个古老的、表达得并不十分清楚的农业经验，我们就必须从五月到七月一直泡在水里。
劳改农场的水稻田全是生荒地，灌上水以后，杂草欢欣鼓舞地向上狂长。有各种草：芦苇、莎草、冰草、蒿草……甚至还有只能生长在干旱土地上的芨芨草，在拔草的犯人们看来，这里好像除了沙漠上的仙人掌之外，集中了地球上所有的草本植物。拔草，完全使用的是一双手，和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开始步人农业社会时在田里除草的情形没有两样。我们弯着腰，从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一直拔到月亮升起来。如果这一天晚上有月亮，能分辨出稻苗和杂草的话，我们还会一直拔到深夜。可是，有时犯人们在一块田里拔了一天，草拔光了，回头一看，田里也没有一根稻苗，汪汪地只剩下一片黑水。队长在田埂上辛苦地奔忙，检查犯人撂到田埂上的杂草中有没有稻苗，是不是犯人故意破坏生产，故意把稻苗连草一起拔出来，却一无所获。原来田里的稻苗在幼芽期就被杂草扼杀了。
手掌和脚板因为七百多天中天天握铁锹锄把以及走路，早就经过出血阶段而长出了所谓的“保护性角层”，但两条腿却不能马上适应水的浸泡。并且，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啊！饱含着腐殖质和盐碱，实际上应该称作某种“过饱和溶液”。聪明的宁夏人非常确切地把它叫做“泥汤”。每踩上一脚，随着地底下翻上来的黑泥，一股呛鼻的气体就会弥散开来。难闻的气味无足轻重，问题是这种“泥汤”里一定有什么刺激皮肤的物质。你只要在里面泡上半天，腿上就会长出一层红色的小泡。我只能用“一层”来计数，因为那绝不能用颗粒来计算，整条腿上，水所浸到的部位以下，密密麻麻的都是；然而那又不是全面的红肿，隐隐约约地还能见到许多小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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