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恩仇记
引领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新青年》编辑团队几乎从组成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裂痕。这个裂痕最初只是很小的一条，但终于在后来变成人和人之间的鸿沟。
造成裂痕的，正是那个“双簧”的戏码。当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一边编剧一边导演这场戏的时候，胡适有些难以忍受他们的这种“行径”。为了让这场运动走向他自己向往的方向，他竟要独自进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但这遭到了鲁迅等人的坚决抵制。《新青年》的编辑之一沈尹默回忆说：
鲁迅是支持玄同和半农的，听了“胡博士”的话，他马上斩钉截铁地告诉“胡博士”，这个杂志如果归你一手包办，我们就坚决不投稿。这样一来，“胡博士”便知难而退了。
已经写出《狂人日记》等一系列重要作品的鲁迅，在新旧思想的交锋中取得了梦想中的胜利，这让他久已沉寂的内心焕发出了生机。但就在他人生最积极的时刻，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这几乎彻底击垮了肉体上的鲁迅——他和自己最照顾、最喜欢的弟弟周作人之间的决裂。
这场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虽然确确实实发生了，但时过境迁，竟也变成了不大不小的罗生门。从史家的立场看，直接当事人和重要关系者的记述显然应该是最接近真相的。
先看鲁迅的记述，1922年7月14日，鲁迅日记：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鲁迅一家和周作人一家以及母亲的财政是由周作人夫人——日本人羽太信子来掌管的。鲁迅自己吃饭这件事成了需要记下来的事情，可见让兄弟失和的原因已经发生了。但鲁迅本人不愿在日记中提及，说明这个原因实在是他不愿说出口或者不能说出口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看似平静而实如利刃的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显而易见的是，周作人的“我昨日才知道”的事情是主因，但这个“知道”是由他的日本夫人来告知的。然后，就是二人的分开，鲁迅黯然搬出这个他亲自买下并装修好的房子：
7月26日鲁迅日记：
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
8月2日周作人日记：
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L夫妇”当然就是鲁迅夫妇。这时候的周作人连“鲁迅”这两个字都不愿写了。
8月2日鲁迅日记：
雨，午后雾。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兄弟的冲突在各自的隐忍下默默地进行着、激化着。如果仅是默默地分手倒也罢了，但这场文人之间的分手仪式竟演变成了一场武打戏。
几个月之后的鲁迅日记：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訾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两位文化巨子，思想大家，亲生兄弟，竟这样大打出手，真是古今未见的奇闻，势必有绝大的仇恨和愤怒才能招致如此激烈的行为。
对兄弟失和的事实，两个人出于种种原因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的做人常态，都不曾亲自说明原委，而他们的地位却使得这件事因此更加扑朔迷离。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又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怆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兄弟的决裂虽然不能最终判明具体原因，但终归是源自“家事”。但这一决裂最终拉开的是中国人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分裂——“左派”和“右派”的分裂。鲁迅最终和追求革命的“左派”走到一起，周作人成为标准的“保守派”或“逍遥派”，直至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名“汉奸”。他们的朋友故旧，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士农工商都被裹挟进这个旋涡中。当枪炮声使这个旋涡归于平静的时候，舞台上的人们却已经黯然许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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