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出版的当月24日，沈从文（署名“柏子”）就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新刊介绍》中推荐，称“此刊物在国内可谓一极理想刊物”，“内容结实”“装订朴雅”。这年年底，茅盾在上海以“惕若”的笔名发表了《（水星>及其他》（《文学》第三卷第六号），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倘使创刊号的形式将是《水星》永远的形式，那么，我们可说这个纯文艺月刊的编辑体例在目前是很新颖的；它打破了月刊之类一定要放几篇论文进去的常规。而‘杂文’栏内（《水星》并未标举栏名，这是我姑且代加，以便称谓的），像创刊号那样全收序跋题记，也觉得别致有趣。”茅盾说：“《水星》创刊号给我们的总印象是朴质严肃；是一些在文艺园地里潜心工作的朋友们说他们要说的话，不卖‘野人头’。在这‘杂志年’，新刊的文艺定期刊固然很有一些是想使这沉闷的文坛起点波动，然而‘为办杂志而办杂志’，甚至想以‘低级趣味’来吸引徘徊半路的读者，近来却日见其多，因而像《水星》那样老老实实不卖‘野人头’，正正经经在这干枯的文艺的小河里尽它‘加一瓢水’的工作的，实在弥足可贵。”

　　1935年3月，卞之琳编完《水星》第一卷第六期，因为要如期完成中华文化基金会交付的译书“任务”（这是他主要的生活来源），去了日本。第二卷就交给靳以编辑了。6月，日寇进逼，形势日非，故都北平已成边城。卞之琳回忆说：“他（靳以）兼顾一大一小、一季一月的两个刊物，不论他怎样能干，本也对付得了日益加重的刊物所受的政治压力，终感独木难支，准备把三座门编辑部收摊，南迁上海。”（《话旧成独自：追念师陀》）《水星》出版了第二卷第三期后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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