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Imre），匈牙利犹太作家，1929年11月9日生于布达佩斯。1944年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又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救。1951年后，凯尔泰斯先后当过工人、编外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文学翻译，翻译了尼采、维特根斯坦、弗洛依德、霍夫曼斯塔尔等哲学家的大量德语作品，并在翻译中深受影响。1975年，他的处女作《命运无常》经过十年周折才得以出版。后来相继出版小说《寻踪者》《侦探故事》《惨败》《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英国旗》，日记体文集《船夫日记》《另一个人》，思想文集《被放逐的语言》与电影剧本《命运无常》等。曾获得莱比锡书展大奖、匈牙利科舒特奖、德国国家最高文艺奖。2002年因“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主要译著：凯尔泰斯·伊姆莱《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船夫日记》，马洛伊·山多尔《一个市民的自白》《烛烬》等。长期主持《小说界》“外国新小说家”栏目。

　　余泽民，作家、文学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1964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移民匈牙利，现定居布达佩斯。
　　主要著作：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文化散文《咖啡馆里看欧洲》《欧洲醉行》《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碎欧洲》《北医暖记忆》等。

　　“这条船是大家共有的。你们建造了它，我们一起乘它出航；不过，我们无法操纵那将我们席卷的水流。
　　既然这样，你们还需要船长、舵手、大副、二副和水手们做什么呢？”
　　《船夫日记》1992年出版，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自1961年至1991年所写下的日记。这本历时三十年的日记，记录的不是日常的琐事，而是每日的思索，是对自己平日所进行的、近乎偏执狂的思考的哲学性表述和文学性记录，是他与帕斯卡、歌德、叔本华、尼采、卡夫卡、加缪、贝克特、伯恩哈德的对话。凯尔泰斯像一个冷静理智的科学家，用客观的眼睛，详细记录了日常生活中散落的思维碎片，坦率阐述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尝试，将生活描述与艺术表述有机结合在一起。
　　《船夫日记》是凯尔泰斯对个人思想轨迹的描绘，对纳粹大屠杀和集中营生成因素的深刻思考，是他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哲学思辨，对自己写作动机和目的的残酷剖解。通过《船夫日记》，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凯尔泰斯就像一个“早产的老者”，当他在十四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苦难之后，他就已经成熟了；这种成熟不仅是性格上的，而且更是思想上的。可以这么说，他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用文字表述，而这种表述，是一个聋哑人振聋发聩的无声呐喊。

　　1.人类意识是如此盲目，每每让我感到震惊。当人们谈论着午餐和午后休闲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靠的沙发床，竟是他们的棺材。
　　2.我永远充当不了另一个人的父亲。
　　3.作家不可能创造一个比上帝所创造的还要愚蠢的世界。
　　4.进一步看：在极权国家的刑讯室里，展示着独特的行为心理动机。然而这一切都徒然无用，因为在这里，只有角色才是实质，换句话说：人就像那些能使死亡机器运转的轴承，无论是做刽子手，还是做受难者，都要好自顺从：无论怎样，他们都不是值得被关注的个别事件。在这里，假若有谁能被轮上说一个字，那才是特例呢；即便这样，他们最多也只能哀悼逝去的时光。从这个角度看，并不存在多种多样的人性，不存在复杂多重的性格，尤其不存在独立的个性。因为，“雷同”恰恰是极权的实质。
　　5.该隐与亚伯。毫无疑问，该隐与上帝的对话最为精彩。先是几近挑拨性的警告，继而是上帝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将保佑的手臂朝杀人犯伸去。这是一种怎样的“灵魂上的自私自利”！就像一个大独裁者。
　　6.用处理表层的方法潜入人物与概念的深层。只公布可以公布的东西；要相信，那些仅仅根据“可以公布的东西”所创作的作品的完成（以及沉默）本身，将会讲述更多的无法公布的东西
　　7.我们很难抛开呕吐的希姆莱去想象明斯克大屠杀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窥视窗。毫无疑问：他是这样注解康德的绝对律令。德拉鲁（Delarue）对希姆莱做了精辟的描述：他严肃考虑了道德问题。拜尔医生（Bayle）的分析我不能苟同：“他从一出生就对抽象的概念不敏感。”与之相反，我认为他只对抽象的概念敏感，而苦于缺乏基本的想象力，其实，我们从所有的“领袖”身上都能观察到这一点。这“可以说是几近病态的思维，就像一台机器机械性地运转”。
　　8.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奥斯维辛从我的心底里述说。无论我看到什么，都是极端愚蠢的言行。而且这肯定（十分肯定）不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对欧洲人来说，奥斯维辛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东西（现在又有什么会与之无关呢？）是自基督受难之后的最大重创，尽管可能需要几十年或者几个世纪，人们迟早会意识到这一点。假如不能，也没办法。那么，我为什么写作？我为谁而写呢？
　　9.假如上帝死了，谁将笑到最后？
　　10.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
　　11.我对此只是感到惊讶，但并不感到满足：没有在暴政的铁爪下呻吟，而是打呼噜。
　　12.这条船是大家共有的。你们建造了它，我们一起乘它出航；不过，我们无法操纵那将我们席卷的水流。既然这样，你们还需要船长、舵手、大副、二副和水手们做什么呢？
　　13.走啊，走啊，穿过沙漠，走进沙漠；在沙地里蹒跚，在荒凉的莽原上踯躅，已经到了《圣经》里记载的四十岁（再加六岁）；天上不降吗哪，到处找不到一口水井或一眼甘泉，不但见不到一支鲜花，甚至连天上的彩虹也没有。
　　14.小心：与自由调情，就是与暴君同床。
　　15.有一些人，假如你跟他们谈了话，你马上就会搓搓手，或者用最龌龊的脏话咒骂许久。
　　16.在哪儿能够读到这个寓意深刻的贵族与男仆的故事？人们询问一位隐居的年轻贵族，问他为什么不享乐生活？这个问题使贵族吃了一惊，问：“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社交、竞争、朋友、娶妻、置家。”大家告诉他。“原来是这样，”贵族回答说，“假若这就是生活的话，那么，我的男仆就可以代我料理了。”
　　17.有时，我意识到周遭的寂静。就像一只在夜里突然四下窥伺的野兽，警惕的并不是什么直接的危险，而仅仅出于自己的谨慎，为了证实，可以继续塌实地睡觉。这种沉静，有如由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已经对我做出的缓刑判决，这个判决是这样说的：“干吗要杀他？他自己也会死掉。”
　　18.如果相信人类是依照乌托邦思想或者意识形态生活的话，那就错了；就生活而言，人类是根据自己感觉的需要而选择、接受乌托邦（或意识形态）的。黑格尔本来肯定可以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结果马克思将黑格尔据为己有，纳粹则选择了尼采—可以这么说，他本来肯定可以作为所有革命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效力，换句话说，他本来可以成为革命的圣人。行动是行动，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两者互为条件，但只有在行动需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需要行动的情况下。
　　19.即使屠杀也像圣礼一样，需要有自己的道德，而且圣哲恰恰也能从屠杀的意识形态中吸取，就像凶杀可以来源于神圣的教义一样。关键问题是：要具有适宜的教旨，别留下任何缝隙，别留下任何自由——因为，否则的话，圣哲和凶手都不会满意的。
　　20.要做好准备。千万别在街角遇到事故，遭到拦路抢劫者出其不意的当头一击。贝多芬：“不能死亡的人是痛苦的。”
　　21.匈牙利作家的问题，并不像他们近来所抱怨的那样—所谓“由于语言的隔阂而无法与世界对话”；匈牙利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向匈牙利人讲话。“文化政治”的官方或半官方作家们，将文学摆弄成某种似乎极其严肃的东西，其实不仅不具严肃性，甚至恰非源于人的个性，而是被看成某种伟大的、公共的、大众的、国家的、我们大家的、甚至民族的使命—或者说，极其严肃地宣讲根本就不严肃的东西。似乎维护民族存亡的谎言要比损害民族利益的真理更重要；尼采的观点：病人用谎言医治自己。但是他们是否试想过，被他们时刻不断地盗用其名的“人民”，也许对这个真理根本就不感兴趣？
　　22.不管怎么说，这种文明还是把人类引领到某个地方，在那里，最终还是突破了道德、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的真理，从而成为衡量的尺度。简而言之，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从另一方面看，真理的天性是能够分门别类；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能够承受、甚至公开诸多矛盾、而不想让自己汇入芸芸众生的社会？
　　23.在伟大民族的子宫里总是孕育着什么；伟大的语言里总会出现——一位作家并不需要弹毁整件乐器就可以发出的——自由之声。
　　……

序言找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一 出航（驶向浩瀚的水面）
二 徘徊（在暗礁与浅滩之间）
三 放开（轮舵）收起（船桨）幸福
译后记 感谢奥斯维辛/ 余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