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孙中山》：
因为与孙中山的婚事，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突。与此同时，孙中山在日本也因这桩婚事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的战友们几乎一致认为，孙中山与发妻离婚，再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夫人，会损害革命领袖的形象。
关于这些“围剿”，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
一种说法是，得到孙中山准备结婚的消息，朋友们开会讨论，决定派代表去说服孙中山。这个代表见到孙中山后，却不知如何开口。孙中山见他一言不发，便问他有什么苦恼。这个朋友无言以对，借故告辞。
胡汉民则有另一种回忆。他说：经中华革命党的战友们商议，公推陈其美、许崇智两人去劝中山先生。二人说明来意后，孙中山说：“我一定要正式结婚，不能像你们似的嫖娼宿妓，不讲究个人的品行操守。”陈、许张口结舌，只得退出。经过商量，他们又请出一贯洁身自好的胡汉民、廖仲恺两人去劝孙中山。这次孙中山说：“我没有你们二位的好福气。你们都娶到了贤惠的夫人，能跟随着你们东奔西走。”这两个人又相视无语。
还有一个版本是胡汉民和朱执信为孙宋的婚事当面诤谏。孙中山毫不客气地说：“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孙中山还曾当众宣告：“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势力所支配。” 10月下旬，朱卓文和女儿慕菲雅来到上海，估计还是以学英文的名义，见到了宋庆龄。朱卓文带来了孙中山的急信，并向宋庆龄出示了孙中山和卢慕贞的离婚协议。孙中山决绝的态度使宋庆龄十分感动，她决定不再等待父母转变看法，立即自主采取行动。
离家前，宋庆龄给仍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自己的计划：“在前几封信上，你当已知道，我希望早日离沪返日，而父母大人表示反对。母亲不要我回去，是怕我再卷到与孙先生的事情中。而父亲的意思，是要我慎重地考虑，怕我不能经受将来跟随孙先生会遭遇的种种困苦。我就这样在家里被禁了好久。我一直希望劝说妈妈改变主意，但是，既然她的主意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我也只好及早下定决心了！ “美龄，你知道当我还没回国的时候，父母居然为我订婚的事吗？你能相信他们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吗？蔼龄居然也介人了这件事，她只管对我说那人是怎样漂亮，怎样有前途。父亲在这件事上其实倒没说什么，只是母亲坚决地要我嫁这人，而不让我跟随孙先生。她们几乎使用了所有的办法——尽管是最温和的办法——想逐渐动摇我的想法。但是他们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了！她们不知道我所认为的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的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因此，美龄，当接到此信时，你不必惊奇，很可能我已抵达日本，回到孙先生身边。我通过孙先生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做到这件事。我将采取迅速和秘密的行动，我想你或许会把这叫作私奔吧？但是我只好如此了！由于家庭的反对，我到日本后与孙先生的婚礼，也将是非常简单和秘密的。这事请你代我转告子文吧。美龄，在这情形下，事情是很难办的，但我的决心非常坚定！” 美龄接到这封信，便急忙通知宋子文：“家中有急信，周末就来我处。”但是，当美龄见到宋子文时，反倒是子文递给她一份报纸。要闻栏中登载着一则消息：“上海名门宋氏的第二女公子宋庆龄女士，已于lO月24日从上海家中私奔抵达日本东京。据讯，她来这里，是为了与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结婚。” 宋庆龄的出走震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正如她所说的：“因为像我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从来不解除婚约的。” 宋庆龄究竟是哪一天离开的上海，没有准确的记载，据推算应是在22日。当时从上海到神户，乘轮船大约需要35个小时。然后还要转乘火车到东京。
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经写道，宋庆龄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把她反锁在屋里，在女仆帮助下她从窗户爬出去逃跑了。尽管斯诺是宋庆龄多年的好朋友，但他的这种描写，仍令宋庆龄无法接受。晚年，她专门为此致函朋友邓广殷：“我的父母不是那么愚蠢、那么冷酷的人！确实，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去日本，不想我招人非议，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反锁在屋里’。”在叙述这件事时，宋庆龄说“我是清晨6点钟离家上船的，那时我的父母还未起床，是一位同志和他的女儿陪同我一起去日本的。”宋庆龄的一位老朋友曾透露，宋庆龄讲过：她在穿过草地走出院门前，曾回头张望。她说，她看到母亲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确认母亲也看到了她。她否认“私奔”，并解释说：“我只是没有得到家里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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