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庆军，1968年生于山东。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主编，副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出版专著《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二十世纪文学史论（近代卷）》，发表论文40余篇。2008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批评家》《艺术家》两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共计八十万字。其作品以写都市知识分子见长，善于发现知识人的人性弱点和转型期都市人的心态变化，手法细腻，可读性强。

　　基层乡镇工作的经历与杂志主编的身份，赋予了郝庆军透析生活本质，揭示人情世相的能力，《我从海德堡来》集中体现的这一特质。在这部以高校、文化科研机构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聚焦对象的小说集中，郝庆军并不止于揭露出当下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弊病和乱象，而是着重表现他们精神领域的焦虑、困顿、挣扎和深深的幻灭感。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已人到中年，对自身、工作、情感、生活激情不再，急于逃离现有“围城”；而职场的不确定因素，都市生活的多变节奏也加剧了他们的焦虑和彷徨。对于他们，这是一场艰难的突围。
　　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异乡者小说”书系的文学追求和潜在使命，*一辑5种重点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我从海德堡来》：
　　已经习惯了，每次开例会的时候，喻茜总是事先把手机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这缘于她的几次尴尬经历。
　　两年前，刚毕业分配到国风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在第一次编辑例会上，喻茜听邱社长讲编辑的政治敏锐性问题。正当社长刚刚进入角色，渐入佳境的时候，喻茜的手机惊心动魄地响了。
　　在大家的一片愕然中，邱社长立刻停止讲话，定定地望着坐在前排的喻茜。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全场鸦雀无声。
　　喻茜的羞愧与懊恼自不待言。她在那两分钟里像临死一般难过，只觉得自己的手心和后背嗖嗖地冒寒气，冷汗溪水一样顺着脊背往下直流。
　　虽然邱社长没有说什么，之后继续热情地讲编辑的政治敏锐性问题，但编辑室魏主任在会后对她说：“喻茜，开会的时候，把手机关掉或打在振动上，这个你不懂啊？”
　　初来乍到的喻茜虽然感到委屈，可到底是自己粗心大意，犯错误在先，便唯唯答应下次注意。
　　问题是在第二次的例会上，喻茜的手机照旧在邱社长情绪激昂的时候铃声大作。
　　她的确又忘了关机。当时可以用魂飞魄散来形容喻茜的感受。邱社长照旧没有当场责备她，照旧停顿了两分钟之后继续演讲。
　　第三次发生这样的尴尬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次邱社长当即说：“喻茜，你以后开会不要再带手机了，或者你以后干脆别再来开会了。”
　　他的语气虽然不重，但谁都听出邱社长真的生气了。
　　其实喻茜不是那种马大哈的女孩，只是她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完全进入角色。
　　原来读博士的时候，经常是晚上读书写作，白天睡到下午一点多。懒散惯了，对出版社这种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不太适应。那段时间，她整天恍恍惚惚的，像梦游一般。
　　最关键的原因是，毕业以后离钱效甫远了，喻茜便感到有些孤单，感情方面有些空虚，钱效甫给她打手机的次数就更加频繁了。虽然都在北京，但一个在海淀，一个在丰台，并不能像在学校那样时常见面。
　　两人约定，每星期见一次面。每逢周五，钱效甫便给她打电话约定晚上见面的时间，在哪儿吃饭，在哪家宾馆开房。
　　恰逢例会的时间，那三次倒霉的电话毫无例外地都是钱效甫打来的。
　　为了避免类似尴尬的事情再次发生，每逢例会，喻茜牢牢记住先把手机扔在抽屉里，手指笨拙的钱效甫也学会了拼音输入法，改用短信的形式联系她。
　　时间真的飞快。眨眼间，她毕业将近两年，已经二十九岁了。
　　想想第一次来国风出版社上班，第一次开会时手机突响，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那份狼狈的场景，喻茜便有点隔世之感。
　　翻开手机盖，调出钱效甫的短信。
　　内容极简短：“晚6点，华都咖啡，然后去你那里。”
　　喻茜呆呆地望着手机，有些酸酸的感觉。他的眼前晃动着那个矮矮胖胖的秃顶男人。
　　钱效甫，今年五十四岁，B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全国著名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当然也是喻茜的博士导师。
　　……

总序
导读/当代都市生活的多棱镜
锦瑟无端
书香
两个教授的故事
我从海德堡来
迟来的春天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