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六三年
母亲怀我三个月时，和乃雄他娘去赶集。
集，是农村贸易的主要方式，从牲口买卖到日常用度，全靠集市交易完成。就周期而言，有单日集、双日集，有一四七集、二五八集、三六九集（一四七集，指逢阴历初一、初四、初七、十一、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有集，馀类推）。扶风县境内大的集市有齐家埠、杏林镇、召公镇等，毕公区一带的人，习惯去齐家埠赶集。齐家埠，坐落在渭河北岸，与哑柏、槐芽同为西府名镇，因东汉大儒马援的“绛帐授徒”而更名为绛帐镇，逢双日有集。
她们手挽手朝塬下走去。
五月天，麦子快熟了，田里黄橙橙的，空气在隐隐传递着什么秘密。窄窄的土路上，偶尔会有人走过，布鞋漾起的尘埃，在阳光下迷离片刻便复归平静了。俩人一路说着贴己话，孕育生命的女子，走在蓝天下，内心涌动着莫名的快乐。她们并不想买什么东西，赶集不过是散心的由头罢了。平日里被“人民公社”役使，卖苦力，挣工分，从早到晚不得歇息。生活，就是打粮食交给“国家”，再从生产队手里分到活命的口粮。
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双庙坡坡口。朝南望去，眼前是一幅打开的关中平原风景图：十几里外，横亘的秦岭作成屏风，挡住了外面的世界；腰身粗大的渭河，在不远处泛着波光；紧靠着塬的陇海线，火车哐嘡有声，往东是省会西安，往西是宝鸡。
走了十五六里路，她们终于到了集市。戏台，牲口，百物，吃食，人们挤来挤去，一张张干涩愁苦的脸，这时都略微舒展开来。路过卦摊，俩人被算命的叫住了，“不灵不要钱——”
摸骨算命先生摸了乃雄他娘的手，说了句：“带把儿。走不远，爱哭。”乃雄他妈嗤的一声笑了，“我还不想让我娃离家太远哩！”轮到我母亲，她不免有点儿紧张，她不知道算命是好是坏，怕知道谜底。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地主”后代，她惶恐不安。嫁给贫农汤老大的二儿子，图的就是安全。丈夫官做上去了，也许就更踏实了。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是她最珍贵的财产，也是她人生的指望。
她不太相信算命，但既然来了，就不妨听听“预言”，二十五岁的人，对命运不免有一些好奇。当算命的抓过她的手，依次从掌心捏到指头，她的心也在噗噗乱跳。
“男娃，耳大有福，往大地方走了。”
听到这话，母亲一下子踏实了。她掏出一毛钱酬谢人家，“灵验了再谢忱你！”
我在母腹中孕育的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几件大事。
朝鲜战争之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延续依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紧张对峙。但双方都在寻求妥协，核大国美英苏开始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笼罩在核战阴云下的地球人总算喘了一口气。曾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运动停滞之际，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政治方针。这让夹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国异常愤怒，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奋起反击，在“九评”苏共“修正主义”的论战文章中，中共重申自己的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总理周恩来为国民绘制了一幅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毛泽东则发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最高指示。
“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精神符号“雷锋”出笼。
“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正引发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崩溃：城镇裁人，知青下乡，计划生育。
外面的世界却是另一种情景。《铁臂阿童木》当年元旦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开播。这部根据手冢治虫漫画拍摄的电视动画片，讲述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少年机器人阿童木的故事。十七年后，中国孩子才能看到这个聪明、勇敢、正义的少年。同时期的中国孩子正端详着“共产主义”——“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一九六二年七月修订的《新华字典》这样解释道：“共产主义分低级、高级两阶段。在低级阶段，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呼吁政府给予黑人与白人平等的权利，“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前发表“我是柏林人”的演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
母亲念了几年私塾，但没读过多少书。那时，只要有耳朵即可。村子与外界的联系，是通过架在老皂角树上的高音喇叭实现的，中南海的声音当天即可传到这里。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远方的“最高指示”息息相关。新政权将人们从私有制的自生存状态变为国家的一分子，谁能牢牢粘在“国家”这张皮上，谁就能衣食无忧。
母亲从喇叭里感知这个国家的脉动。她心里想的是父母会否安生，弟弟妹妹们能否长大成人。作为长女，她有天生的责任感。
我不能妄自揣摩母亲的情绪，但可以想见的是，从刚刚过去的三年大饥荒里熬过来，生存的忧虑无时无刻不压在她心头。外祖母常常念叨，说民国十八年的“关中大年馑”如何吓人，绝户，人吃人，饿殍阻路，母亲眼前恐怕经常浮动这样的景象。活下去！怎么才能在蒸笼般的社会里活下去呢？她决心学习裁缝，靠为人做衣服挣点儿活钱。
院子中央，那丛茂盛的黄花透出一丝耀眼的喜气。
地里长满了庄稼，社员们把汗水洒在土里，丰收的果实却要送到扶风县国营粮站。红光满面的干部说，这些粮食，一部分送到北京，给毛主席老人家擀面吃；一部分送到咱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让他们吃饱了跟美帝国主义作斗争；一部分藏起来，准备跟苏修打仗。口粮按工分和人头分，得盘算着吃，才能勉强把一年撑过去。
日子缓慢。太阳从东边升起，慢慢爬到头顶，再磨磨蹭蹭掉下去。
在半饥饿状态下，母亲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
我来到人世的那天是癸卯年十一月初五，冬至前两天，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猜想，外婆一定从绛中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汤家村，陪伴在她女儿身边。
那时候没有大路，五里多地的阡陌小道可够小脚外婆走的。老人家拄了一根拐棍，颤巍巍地行走在窄窄的土路上，手里还提着一篮鸡蛋。
一路上，外婆恐怕无心看伏在地里的麦苗。收秋后，渭北台地除了轮休的闲地，大都种上了麦子和油菜，冬天，正是它们埋头假寐的时节。或许还有一些景色，比如五泉人民公社修筑的沟渠，新栽的白杨树，干枯萧索，想必不会让她有多少愉悦之感。
在平展展的阡陌间，散落着一个个瘦瘠的村子，黄墙灰瓦，聚落上空冒出的枯黑枝条，拽出一丝可怜的生机。
从窑洞里走出来，外婆心里有了些许敞亮感。她已经习惯了低头走路，“地主婆”的身份改变了她的行为，她害怕人——一切出身比自己好的。她是出名的善人，叫花子上门讨饭，碗盛得满满的，临走还要往手里塞一个馍，怕可怜人吃不饱。
夫家靠祖上积攒的家底添置了百十亩地，十几头高脚牲口，住的是窑洞。关中平原的窑洞，大致有两种类型。常见的是在崖面凿洞，方便易成，但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富有的人家，发明了一种特别的洞穴：从平地中央挖下去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深坑，大约十来米深的样子，四面凿出孔洞，洞深约在十米许，宽四五米，盘炕起灶。这样的独立窑洞部落，大都坐北朝南，从东南角掏一斜坡作出口，安上厚重结实的大门，崖外再版筑一圈土墙，一方让主人心安的栖息地便成了。当然，讲究的还要在崖上植迎春花若干，不出几年，旺盛的枝条沿崖头一路探下来，耀眼的金黄色小花让人心里一亮。到晚上，牲口、大车悉数入窑，任你土匪有十八般武艺也奈何不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西北野战军首领彭德怀率部发动“扶眉战役”，驱走了国军胡宗南部。随后便是一场颠倒乾坤的“土改”。之前，有人从陕北回来，劝说外祖父赶紧卖地卖牲口，外祖父生性倔强，他觉得不可理喻：祖祖辈辈都认的理，难道要被人打翻了？机灵的把值钱的都卖了，跟胡宗南将军往西南撤了；不愿离乡离土的就地趴倒，静观其变。
直到血汗换来的土地被没收，原来的二流子烟鬼摇身变为新时代掌权者，外祖父才明白：世道真的变了。做人的信仰骤然崩塌，他从此一蹶不振。土地、牲口、油坊等被劫掠一空，新政权赏赐给他唯一的礼物是一顶高帽子——“地主”。
他留给五个子女的几百枚银元，侥幸留存下来。他以为捱过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坏日子就到头了，没想到更凶残的“文革”降临了。“红卫兵”掘地三尺，掠走了大部分银元。唯一幸免的是埋在猪槽下面的一袋，他特意多挖了几尺。我母亲出嫁时，箱子里藏着外祖父送给她的四十九枚银元。
子女婚配让做父母的操碎了心。儿子不敢娶同“阶级”的女子为妻，一来有坏人勾结之嫌，二来又怕后代受歧视。出身好、模样周正的女子，根本轮不到地主崽，最后能娶上一个姿色平平的，就算老天开眼了。至于女儿，只要出身好的人家愿意接收，就该烧高香了。母亲嫁给下中农汤老大二儿，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早年丧妻，爷爷一手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大儿在西北农学院当伙夫，二子参军，三子在西安当工人。
降临人世的那个夜晚我看到了什么？
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定闪烁着三双喜悦的眼睛。母亲，外祖母，爷爷。
这天夜里，最重要的角色是接生婆。
她是迎接我的使者，也是第一个看见我的人。按照西府的规矩，孩子满月那天，是要好好谢忱她的：一包红糖，十枚煮熟的大个鸡蛋。
爷爷在院子里搓手，他急于抱孙子，尽管还不知道是男是女。我能想象老人家的神态，不时望一眼里屋。接生婆隔着厚实的门帘吆喝着：端热水啊——拿剪刀啊——外婆一边应着，一边忙活，一个生命就要降生了。
生父这时还在克拉玛依油田，他心里会有对我的期盼吗？已经升任排长的他，眼前有一条上升的道路正等着。
母亲，外婆，爷爷，我永远也不知道姓名的接生婆，你们在等着我的降生。
推算起来，父母在这一年雨水前后孕育了我。
当我哇的一声来到人世，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吃过晚饭的人们，舍不得点煤油灯，他们或在黑夜里枯坐，或在院子里看星星和月亮。刚刚度过大饥荒，人们没有多馀的粮食养猫狗。村庄是安静的，冬日的田野，只有麦子在积蓄力气。如果下了雪，它们便在被窝里睡觉，来年侍弄它们的人就有白馍吃了。
那个时候，每个村子都是一座孤岛。
在嗤嗤燃着的煤油灯下，三张喜悦的母性的脸看着我。
每个出生的孩子都是相似的，但亲人们却能从中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他们把眼前的这个生命视作奇迹。
母亲后来说，奶水不旺，外祖母急得睡不着觉，花钱买了一只老母鸡，才有奶喂饱我。
生下我，坐满月子，母亲下地干活，我就躺在外婆的怀抱里慢慢长大了。
咪咪猫，
上高窑，
金蹄蹄，
银爪爪，
上树树，
逮雀雀，
逮下雀雀喂老猫。
箩箩，
面面，
杀公鸡，
擀细面。
婆一碗，
爷一碗，
两个小伙两半碗。
屎巴牛点灯，
点出先生。
先生算卦，
算出黑娃。
黑娃敲锣，
敲出她婆。
她婆碾米，
碾出她女。
她女刮锅，
刮出她哥。
她哥上柜，
上出他伯。
他伯碾场，
碾出黄狼。
黄狼挖枣刺，
挖出他嫂子。
……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外祖母的怀抱里听过这些歌谣。
五岁
一些人从房子里蹦出来，另一些人从土窑里凫上来。
鸡鸣狗叫，雀儿跳跃，树影罩住了村庄，把太阳挡在外面。
我在爷爷背上睡着了。
我的世界里只有三个人，爷爷、妈妈和我。
母亲为人家做衣服，缝纫机发出的嗒嗒声，回响在空旷的院子里。
起风了，“哐当——”黑漆大门像是被醉汉推开了，雨斜着扫进来。
屋顶上好看的青苔，皆弯腰让水顺着瓦楞流下来，“嘭嘭”掉在地上。
一道道激越的水流，摔在地上，变成一串串水泡……摇曳着往地沟里奔去，一个个相继破碎，随之又焕然新生。
父亲在遥远的边疆服役，不知过多少日子才寄回来一封薄信。母亲把信藏在柜子里。
院子里种了一畦忘忧草，初夏开出无数朵金灿灿的花儿。在我的记忆里，老有蜜蜂围着花儿绕圈子，它们不知在忙些什么。
一天中午，母亲还在收拾碗筷，一群男人突然闯进来，抬走了缝纫机。等母亲发现动静，大门已从外面箍死了。母亲晕倒在地，爷爷赶紧唤人来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
后来，听干大说，他曾专程去宝鸡，费了很大周折，找到我的生父，劝阻他别离婚。但生父主意已定，不为所动。
母亲只好另做打算。她曾设想过把我和妹妹送人，这样能嫁个好人家。但最后，她还是决心找一个能接受孩子的男人，“我们娘仨，死也要死在一起！”我懂事后，外婆说：你母亲为你险些哭瞎了眼。
四月里，媒婆带我们去看新家。
一路上，母亲攥紧我的手。
走进邻村一户人家的院子。大人们说着话，我在院子里玩耍。一株丰腴的桃树，结满了硕大的果子。
吃完饭，经过那株桃树时，主人家婆婆摘了两颗桃塞到我口袋里：“我娃，以后想吃就能吃了。”
五月天，蝉拉长声调叫唤，我们上路了。
母亲低头扛着车子，上面放着我们一家的行李，妹妹坐在行李上，我在后面推着车。
爷爷把我们送到村口那株树荫匝地的皂角树下，就止步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分别，也没有跟爷爷说什么。
村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
窄窄的土路上，也看不到人。
在两村界河边，有一只羊埋头吃草。
世界安静极了。
太阳刺眼。车轱辘发出“吱吱吱吱”单调的声响，看母亲哀婉的表情，我隐约感到这就是离别。
风吹过来，扬起一阵黄尘。麦子快熟了，空气里逸出麦子的清香。
我们得吃新家打的粮食了。
继父给我的见面礼是一副扑克牌，随手翻出一张，竟然是猩红的红桃A，心不由一惊。
“叫爹——”母亲对我说。
“爹！”我还不知道爹是什么，但知道眼前这个男子并不是自己的亲爹。
称呼族人，于我是一件窘迫的事情。因为在心里，我并未接受这个地方。这是继父的村庄，而我是多馀的，我的血缘关系在东边那个村庄。
按辈分叫每一个大人，并把他们记在心里，常常让我感到痛苦。母亲让我借东西，我便支使妹妹去，母亲把这理解为我怕羞，多少年后，她还经常用这来作我幼年羞涩的证明。
——母亲，那不是羞涩。
一天，因为拉风箱烧火时看连环画入神，忘了添加柴火，继父踢了我一脚，而母亲无动于衷，于是我决心去死。
我跑到村北高台上，设计着自己的死法。
我能想到的是，不吃不喝，睡在里面，直到饿死为止。我知道母亲会心痛得四处找我，而继父也会很不乐意地寻找，可我害怕被他找到，我不知道他还会对我做出什么事情来。
场上立着几十个秸秆堆，偷情男女常在此勾连，村里人打牌也在其中。他们铺好了麦草，把里面弄得很暖和，还留了透气孔和透光孔，嗅着植物的香味，在里面纵情叫喊——“大小王炸了你！”
在里面躺了半天，迷迷糊糊竟然睡过去。等我醒来时，天已黑下来，人家的炊烟浮动在村庄上空，不时有驱赶牲口的声音，“吁——吁，狗日的，走啊！”
我饿了。我想母亲蒸的白面馍馍了。扒拉掉身上的秸秆屑，我往家里走去。
当我背起书包走进涝池边的小学校，童年便戛然而止。
曾经设想，当我从外归来，一切都不变化：我喜欢的女老师还是那样好看，也没有嫁人；小伙伴还等着我和他们结伴去野地拔草；亲人不会老去，我喂食的鸡和猪都不会死去……
人们所说的那个故乡，其实只在童年那里。当你找寻它时，就只剩下两个汉字了。
“故—乡”，就是逝去的、永不再来的那个东西。
钱
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
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
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
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我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
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思量外面的世界。
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压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用的纸裁成，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用手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卖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致。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自己做，很少吃菜，家里有织布机，除了过年做新衣裳买几尺布外，盐，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
当局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呢。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拔猪草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审慎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火车站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车站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远方的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和蔼的干部模样。
两人几乎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瞰着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这个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不卖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解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珍贵的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司机，是那么可爱！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说要去参观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拍拍外面才放心上路。老师带着我们一大早出发，扛着红旗，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饥，渴，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到了烈士墓前，才感觉干渴，就打开旁边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吃是舍不得的。硬挺着赶回家，河里的水，河边的树，岸边的青草，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腿走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下决心买块面包吃。平日里，一到供销社门口老远，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好吃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我一直忍着。今天我想满足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寄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
走出供销社，见四下无人，我先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只是一小口，烤面包的那种香酥焦脆就让我迷醉。面包，你不知道，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一小块面包就这样被我一小口一小口吞下去。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
卖鸡蛋的这天，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我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
在路上，我想，母亲忙碌一天，也就像下了一只蛋。生产队男人每天十分，女人只有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
快要过年了，我多想早早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专心踩窟窿，看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他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气，但大人们也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我有一次梦见路上躺了无数只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懒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
青草
地肥，随便撒一把种子下去，地里便长满了。
油菜，小麦，玉米，棉花，芝麻，萝卜，苜蓿……记忆里，一年四季是由植物的荣枯描画的。
那个时候，只有架在皂角树杈上的大喇叭是亢奋的，革命的音符爬满了天空。
大人们忙自己的事情，就剩下孩子和草。
夏天是少年的。
壕沟、河渠、地头，到处长满了野草。一把镰刀映现在空中，少年用井水滋润磨刀石，有时也吐口唾沫，一下下磨利刀刃。思量差不多了，便学大人，把刀尖搁在食指上比试一番，眯上眼瞅瞅，设想它触碰在草儿腰身上的情景：我会利索地收拾了它们。
……
展开
老愚的文字干净而诚实，力透纸背。淡淡的叙述中，迸涌着情感的暗流。他年轻时写的乡村童年我很喜欢，有土地气息和人世沧桑，是上品。
——张力奋（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