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八旗、绿营等武装力量，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大约曾、左较为接近，尤以曾国藩对这一问题发现最早、思之最熟、决心最大、动手最快。他之所以成为湘军的缔造者和整个集团的领袖，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对该集团军事问题的考察，也就只能从曾国藩开始了。
绿营之腐败不可用，早在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即已初步显现出来，迨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就更加暴露无遗。咸丰二年底，曾国藩总结二年来的战争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大约此时曾国藩已初步下定撇开绿营、另建新军的决心，只是未奉明谕，措词较为谨慎，只要求在“省城立一大团”，目标亦仅限于剿捕土匪、防守省城。理由是“省城兵力单薄”，“本省行伍空虚”，邻省“无可抽调”。其于绿营的弊端，则仅及“未经练习，无胆无艺”，虽有“今欲改弦更张”之说，亦仅归之于“总以练兵为要务”。而在私人通信中则顾虑较少，意见谈得也较为明确。他在回复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而在给彭洋中、曾毓芳的信中则称：“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鄙意必须万众一心，诸将一气，而后改弦更张，或有成功之一日。”永顺兵事件则促成了曾国藩的最后决心，对其除旧图新之举，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件事不仅将绿营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且其危害之烈，更使曾国藩颇具切肤之痛。真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曾对人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就是说，这一经历使曾国藩更加痛切地感到，只有练成自己的军队，才有成功之望。否则，不仅不能战胜太平军，还可能死于绿营兵丁之手。
关于绿营的弊端，曾国藩曾多次论及。他在《议汰兵疏》中尖锐地指出：“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诏旨屡饬，不能稍灭锢习。”还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气荡然。”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则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又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他还在给毓科的书信中说：“咸丰四年湖南抚署有众兵拥闹之案，六年冬间江西抚署拥闹两次，皆弟目所亲见，实属不成事体。至金陵兵之拥入向帅帐内抢劫银物，安徽兵驱迫福中丞殴打毕方伯，则视江西、湖南为尤甚，堪为发指。”有些事虽在咸丰四年之后，但军营风气由来已久，却是一贯的。
凡此种种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不敬官长，不听指挥，欺压文官尤甚；第二纪律败坏，严重扰民害民；第三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第四胜则争功，败不相救。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曾国藩认为也有四点：第一军营体制不嘉，调遣成法不善；第二事权不专，管辖不力，临阵指挥难以自如；第三饷章制订不当，坐饷太低，行饷太高；第四文法太繁，差役太多，官气太重。行饷太高，则军需银两过巨，临事难遽筹措。如有不足，则士卒索饷哗闹，拒不出征。不仅贻误军机，且易弄坏军营风气。其拥闹官衙，殴辱地方官吏，多与索饷有关。坐饷太低，则士卒平日不能自养，不得不经常离营外出，从事小商小贩或手工制作，以微薄之利贴补家用。久而久之则不仅荒废军事训练，且易养成市井游惰狡猾习气。礼仪太繁，差使过多，奔走衙门太勤，则易沾染胥役习气。曾国藩在分析绿营与勇营的不同时说：“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既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军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这样，平日缺乏训练，无胆无艺；加以官气太重，油滑偷惰以及吸毒赌博等种种恶习，就不能不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日趋低下。更为重要的是，绿营平日分驻汛地，临事仓猝征调集中，“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以致“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临阵自难同心协力，进退一致。这样，此急彼缓、争先待后，以及消极避战、观望不前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久而久之必成“胜则争功，败不相救”之局。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
基于这一分析，曾国藩认为，“今欲埽除而更张之，非营营互相救应不可；欲营营互相救应，非得万众一心不可。”“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逐步形成他纠集死党的决心和对未来新军思想政治面貌的设想：“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以训练之勤”，冀其“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曾国藩从这一目的出发，针对绿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军营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逐步形成湘军的建军思想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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