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洲记：政党国际交往亲历》：
特殊时期的球学经历
“工农兵学员”经历中最突出的特色是“开门办学”。前面已经提到“学军”的经历，后来我们又去了北京纸箱厂、首都机场、东海舰队外训大队和辽阳化工基地。
在纸箱厂“学工”时，我们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发挥任何作用，因此基本上是参加体力劳动，同时了解一些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运作的情况。等到1976年春去首都机场“实习”时，我们已经可以用所学知识给边防检查站的警官办班提高英语了。同年7月，我们又到上海郊区吴淞口海军东海舰队外训大队“开门办学”，也有一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意味。当时，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出售了若干艘037型巡逻艇，我们的任务就是翻译相关手册，同时在中方人员训练巴方接船人员时担任翻译。其实，巴方人员很多都是留洋的博士，回想起来，给他们上课做翻译多少有些荒唐。
“开门办学”不仅能够了解各行各业，更是“行万里路”的好机会。在上海时，我们利用周末去逛南京路、游览豫园，还去了金山石化基地。等到这次实习结束时，我和肖援朝、陈知涯一起搭乘上海小三线企业的班车前往几百公里以外的黄山。那时的黄山几乎见不到一个人，只有设在山顶的气象站。下山后，我们乘长途汽车去杭州。“文革”期间清华武斗时，我曾在杭州的姥爷家住了两个多月时间。那时，我躲开清华园里呼啸的枪弹和高音喇叭中刺耳播报着的大批判文章，每天陪着他老人家绕西湖走一圈，听他讲各种故事，使我对这人间天堂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76年的杭州还能让我们感到欣喜吗？西湖没有使我们失望，然而就在湖畔的保俶山上，扩音器中忽然传来阵阵哀乐：毛主席逝世了！迄今为止，1976年灾难频发，国内政治氛围也越来越紧张。年初，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我们同许多同学、市民一道，自发到天安门广场去表达哀悼之情。清明期间，再次出现哀悼周总理的高潮，并明显表现出对“四人帮”的愤恨，结果招致镇压与迫害。年中，朱德委员长逝世。我们在上海期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现在毛主席又逝世了。我们这代人可谓命运多舛。陈知涯低声告诉我们，江青似乎同他家有仇，主席在时她还有所顾忌，现在不知会发生什么。虽然毛主席逝世后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但我们还是决定按原计划从杭州乘船经大运河去苏州：饱览祖国山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娱乐，只要公园开门我们还是要到苏州、无锡看一看。
回到北京，我们原来的集体已不复存在。我入学时是在7班，一年后原来的6班被拆掉，我们便成了6班。后来，不断有同学提前离校，参加工作、选送国外进修或改学小语种。到1976年秋天，我们6班和另外一个班也被拆掉，我被分到3班。这时3班正在东北辽阳石化基地“开门办学”，我听说后马上要求去那里加入新集体，内心其实是不愿意失去这次旅行的机会。我买了火车和轮船的联运票，自己从北京到天津新港乘船去大连，再乘火车去辽阳。我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实习结束时安排了参观鞍钢、抚顺露天煤矿和沈阳。正是在辽阳期间，我们听到了传达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
转折
这次我真是彻底时来运转了。退回陕北的可能已不复存在，曾经高悬在师生头上的“白专道路”等威胁也几近消失。现在该好好读书了。
其实，我入学不久就得出结论，是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将对我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对我来说，如果没有机会上大学，那么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就几乎只有小学那些。此外，相对其他学科的“工农兵学员”，学英语专业的更为走运。因为其他知识，或迟或早总会过时，而掌握一门外语，即取得一项获取新知识的重要能力，其价值只会不断上升。
尽管当时政治环境相当困难，但我们还是有幸得到一支最强师资队伍的教诲。许多全国著名的教授，如许国璋、张道真、王佐良、钟述孔先生等，他们虽然在“文革”中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仍享有盛誉。还有一些受到中国革命强烈吸引定居中国的外国专家，这在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有些老师，如程镇球和王佐良，曾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而钟述孔则来自外交部翻译室，他们不仅有深厚的学识，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在外院收获最大的显然是最后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四人帮”已被打倒，政治干扰不复存在，老师们可以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是因为口译培训无疑是外院多年形成的优势领域。这门课在教学中，每个单元用一个领域的参观介绍作底本，练习口译，并从中体悟两种语言的差异和口语翻译的规律。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训练方法，既能适应学员起点低、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又能满足主要用人单位的当务之急。毕业后，我在接待外宾参观访问过程中，一听到主人介绍的内容都是我们在学校练习过的，就不再紧张。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的教学自然少不了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师生都熟知马克思的语录：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显然，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记得当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时，我们曾在课堂上举行过模拟记者招待会，练习翻译中国的方针政策。
还有一些极端的做法就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了。入学初期有个口号：“工农兵学员要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后期，学校编纂《汉英字典》，动员学员参加部分工作，有些教师多少有些文人相轻，遇到一些学术问题争执不下，于是就拉学员来评判。
工农兵学员中党员比例相当高，学校也一直非常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我从入学起就希望加人党组织，可1·25大会之后，不把我退回去已经是万幸了，更不要说发展入党了。打倒“四人帮”以后，大环境好了，但我原来那个班被拆掉了，我被分到3班。在一个新集体当中，能否在一年之内赢得大家的信任，加入党组织，也是个考验。应该说，大环境的变化还是起了作用，由1班和3班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同意将我作为培养对象，支部书记同意做我的人党介绍人。过了一段，党小组认为我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请上级党组织安排外调。外调最主要的内容是我父亲的情况：清华这地方实在太特殊。外调的目标是弄清楚父亲同迟群等“四人帮”爪牙的关系，没想到清华接待外调的人不愿给予明确答复。没有办法，我只好建议他们直接去找同我父亲长期共事的校领导何东昌伯伯，这才避免了节外生枝。
与此同时，我还希望能在毕业前解决另一件人生大事，这样毕业后就可以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我“锁定”正在同我一起争取入党的张迈健，并在我们一起宣誓入党之后不久确定了恋爱关系。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