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天使/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肖克凡卷》：
节粮度荒年代，吃东西要用粮票。有一种玉米面饼子名字取得特别好听，叫两面焦。多年后我打听两面焦的下落，很多人都不记得。天津有俗语：记吃不记打。可惜我们连吃都不记得，可见人类的健忘症挺严重的。
鞍山道小学是座名校，起初是日租界第二小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叫“一区小”。中苏友好期间，鞍山道小学与苏联一所十年一贯制学校是友好学校，中苏学生之间经常书信往来。记得邻家姐姐用中文给苏联友好学校写信，我问她苏联学生看得懂中国字吗？她怔了怔，思忖着说可能看得懂吧。
我被鞍山道小学录取了。学校给新生们发了标志，要求开学那天佩戴胸前，这样就不会乱了套。我是一年五班，胸前标志是个纸剪的五角星，粉红色。这五角星标志，老师一看便知道我是一年五班新生。别的班的新生佩戴何种标志，我不知道。假若有一年十八班，我敢断定那纸剪的标志不会是章鱼。
开学第一天我即被宣布为“班主席”，就是现在的班长。那时候的称谓与如今不尽相同，譬如教师办公室叫“预备室”，传达室人员叫“工友”，放学回家组成“路队”，寒暑假期间传递学校紧急通知的线路叫“联络网”……
至于为何开学当天我即被册封“班主席”，于今原因不明。总之，我八岁就进入“官本位”状态了。
于是，我成了个颇为自信的小学生，不懂得什么叫自卑。
小学适逢经济极端匮乏时期，不光缺粮，就连小学新生的书包与铅笔盒也无处去买。我使用的铁皮铅笔盒是母亲同事儿子的。方老师的儿子进了“少年管教所”，他的铅笔盒自然留在家里。我继承了这只颇有来历的铅笔盒，看到背面铁皮被那个“少年犯”刻了句脏话，我只得用刀子刮掉，以此净化心灵。
有的同学以医用注射剂的包装盒充当铅笔盒，边角用橡皮膏粘牢。相比之下，我的铁皮铅笔盒还是符合班主席身份的。
这只少年犯的铁皮铅笔盒陪伴我两年，直到国家经济好转我买了新的，它才退役。此间，我不时产生惶恐心理：少年犯若提前获释就要将他刻有脏话的铁皮铅笔盒追讨回去。
国家经济实在困难。城市文具店出售的木杆铅笔表面没有喷漆——半成品就卖到学生们手里。我记得有次算数课考试，油印卷子是浅褐色草纸的，其中可见草梗儿与苇皮儿。我同座的女生方红用橡皮去擦错字，那草纸卷子竟然煎饼似的开裂，吓得她哭了起来。
深秋时节，学校的卫生老师走进教室，这是个文雅的女士。她依次去摁学生们的脑门儿。凡是一摁一个坑儿的，就叫浮肿。我们一年五班有三个男生两个女生被卫生老师叫走了，看着好像犯了什么错误。
学校给这三男生两女生各自发了二斤黄豆，叮嘱他们回家煮熟了吃。一个名叫郭庆来的男生，父母双亡跟随叔婶生活，住万全道的胡同里。他用褐色灯芯绒帽子盛着黄豆回家去了。据说婶母也有一堆孩子，不知道那帽子黄豆能否吃到郭庆来嘴里。后来的日子里，郭庆来依然浮肿而且脸蛋儿总是很脏，使人想起电影《渔光曲》里的小猴儿。期末考试后，我再也没见郭庆来前来上学，下落不明。
这些年我经常想起郭庆来，他不会被饿死吧？记得我曾经在陕西路早点部看到他在舔碗，伸出细细的舌头舔食别人吃罢的豆腐脑或面茶的残渣。尽管大家肚子都吃不饱，郭庆来的舔碗还是深深刺激了我，认为这是小学生的耻辱，我向班主任举报了他。这也成为我人生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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