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空间:晚清寓居城市的现代性》:
在旧式文人和商人被进步文人和新型资本家所取代时,妓女也堕落为社会腐败的象征。长三书寓没有了往日辉煌,而几乎被等同于遍布街巷的“野鸡”。20世纪20年代的一位法国学者把这一发展描述为妓女“从荣耀的王位堕落到耻辱的座席”。①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长三书寓和普通妓女一样被认为是社会的罪恶,受到管制。正因为这些后来的发展,史学家才没有对晚清妓女文化予以足够的重视。
晚清上海的妓女文化其实是复杂而独特的。长三书寓不仅是上等的性交易品,她们也是娱乐明星和优雅文化的象征:她们为寓居者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奏乐演唱和谈情说爱;长三堂子(即高级妓家)既是商业空间又类似私人住家,既真实又梦幻。在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不同功能被分离开来:娱乐明星不同于性工作者,而梦幻的美丽影像也越发远离性生活。
妓女文化推动了城市消费娱乐文化的现代化进程。长三书寓率先采纳了西方物质文化,是城市新潮和时尚的表率;虽然她们后来沦落为性交易市场的一部分,她们在晚清媒体中的形象却是现代娱乐明星的前身。不过这种“进步性”不同于《马关条约》之后采纳西方意识的维新运动和民族主义革命。妓女文化处于晚清没落的时期,是一种颓废生活的文化,后来的革命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关条约》之前的光绪年间是近代中国的独特时期,在进步的政治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到来之前,上海租界里的颓废妓女文化发展到一个辉煌的顶峰。近来学者多把晚清时期看作民国时期的前奏,重写鸦片战争以来的上海发展史。这一修正历史把新型城市文化看作是西方技术和资本作用于中国的产物,把晚清文化看作一种不完全和受压制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20世纪才有较完全的发展。①与这种观点不同,《海上空间:晚清寓居城市的现代性》把晚清城市文化看作另一种现代性的表率。这种颓废文化的现代性也表现为中西文化的混合。寓居文人、商人和妓女吸收了西式工业文化并把它转变为新的上海文化,而随后这种颓废文化又被进步的革命文化压制。《海上空间:晚清寓居城市的现代性》旨在发掘和重现这种颓废文化,并以此来批判民族进步的史述。
晚清上海的城市发展已经打破了高墙围合的单一空间布局和城乡连续的地理形态,这一港口城市已经和内地形成对立。来自内地的寓居者和冶游客在此寻欢作乐,吸鸦片,吃花酒。这种颓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被民族危机感困扰,也没有被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批评。它更真实地反映了现代都市文化中的异化(alienation)过程,也就是生存意义的匿乏和居民的疏离感,它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随机性。
《海上空间:晚清寓居城市的现代性》旨在通过描述上海城市空间的生产来解释这种颓废的现代性,这种研究方法与用新的(西式)时间概念来解释近代中国的现代性的方法形成对比。城市空间的现代性表现为寓居者关于家庭、城市和故乡的新概念和新想象:一种基于他们新物质生活体验的空间想象和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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