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彩票
◆薛理勇
“彩”字有多色之义，如彩色、彩云等。骰子是正六面体，每面分别刻一到六点，其中一、四点涂以红色，二、三、五、六点为黑色，所以许多地方把骰子叫作“色子”。色子是博具，“彩”也被引申而喻骰子的胜色，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大博争雄好彩来，全盘一掷万人开”，李白借博彩之事嘱咐外甥“大博争雄”，而这“大博争雄”倒是“博彩”的诠释。
彩票又称奖券，可以理解为以抽签方式进行筹款或敛财所发行的凭证。据统计，上海从1987年至1997年通过发行福利彩票一项就筹募到福利基金4亿余元，这些资金被用于建造福利院，帮助解决残疾人困难，改善福利条件，为精神文明建设和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些地方，一些不法分子未经批准擅自发行彩票敛财，给社会造成混乱。
一东洋人的“白鸽票”
汤志钧先生主编的《近代上海大事记》于1871年4月20日中记：
报载上海城外买东洋白鸽票盛行，每张价一元，以吸引广大贫民。上海道涂宗瀛先照会各国领事，请其查办。并出示严禁，如敢再买此票，一经拿获，或被告发，定行重办。有人撕去告示，旋被拿获，枷号老北门口，限三月满责放。
据清人笔记中讲，“白鸽票”也叫“白鸽标”，是嘉庆年间出现和流行于浙江温州一带的彩票，庄家以中国启蒙读本《千字文》中的前20句(每句4字，共80个字)随意抽选出20个字作为“谜底”，参赌者就从80个字中猜“谜底”中的20个字，猜对10个字以下者，所下注归庄家，猜中10字以上者，根据猜对的字数，可获取几倍或几十倍于注的回报。从80个字里抽20个字，其中10字要与“谜底”相同，这种机遇或概率是极小的，当然，赢家一定是庄家。“白鸽”即和平鸽，有很强的识别方向能力，训养有素的白鸽到郊外放飞，也许主人尚未回家，白鸽已飞回到自己的鸽棚里，这种彩票犹如主人豢养的白鸽，刚出手就立即回到庄家手中，于是被叫作“白鸽票”。
白鸽票从温州传到广东。由于当时大部分中国人不识字，叫文盲猜字实在是一件难事，于是广东人就用民间熟悉的36种花神替代《千字文》，通过猜花神下注，这种博彩又被叫作“花神会”、“打花神”。近代以后，白鸽票、花神会又通过进入上海的广东人带进了上海。沪语中有“放白鸽”一词，原义指设饵行骗，大多是指男女勾结，以色相勾引他人进行诈骗的行为，词即源于白鸽票。今沪语“放白鸽”也被讲作“放鸽子”，喻骗子、不守信誉等。
上海城外(指租界)出现“东洋白鸽票”，上海道只能照会领事馆，请他们查办；“如敢再买(注意：是买，而不是卖)此票……定行重办”，上海道只能重办中国人，而不能办外国人，显然，这“东洋白鸽票”肯定是“东洋人”做庄的。
二菲律宾的“吕宋票”
以前，中国把南洋群岛的菲律宾叫作“吕宋”。18世纪后期西班牙入侵菲律宾，菲律宾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战乱使菲律宾经济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缓和矛盾，统治当局就试图发行彩票筹募资金，这种彩票就被叫作“吕宋票”。
1924年出版《上海轶事大观·彩票》中讲：
光绪初年，小吕宋以地瘠民贫，政费莫出，乃发行一种彩票，每号十则，每则售银五十仙(港币之名称，按：即五角)，按阳历逐月出阄，获中头标者立致巨富。此票集中于香港，流行及于沪上，销路殊旺，行之几及二十年，漏卮亦殊可惊。
广东人客居南洋的人数很多，吕宋票选择香港发行，发行情况不错，不久，又委托上海英商别发洋行(Kel－ly&Walsh, ltd)代理在上海发行，一度成为使上海人发疯的博彩活动。1876年出版的葛元煦著《沪游杂记?吕宋票》中讲：
天地原为大骗场，生财海上出奇方。
欲从万里赢头彩，买票争投别发行。
诗中出现“头彩”词，本义是指彩票中的最高奖，现在的沪语中也喻意外遇上令人高兴或不幸的事，如有人在路上行走，不幸被高楼抛物击中，也可被说是“中了头彩”。
据《申报》统计，1885-1895年间，上海每年销售的吕宋票额在5 0万两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为争夺菲律宾发动“美西战争”，战争以西班牙退出菲律宾而告结束，吕宋票也随之告终。不过，“吕宋票”在上海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三中国人的“发财票”
虽然彩票在中国一直被视为博彩而遭禁止，但是，上海有租界，租界的行政、司法均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上海地方政府对彩票业的控管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彩票可以满足发财心切者的发财欲，发行彩票可以增加税收。上海人有句闲话：“啥个路全可挡，就是发财格路勿好挡。”
1895年苏北淮河泛滥，饿殍遍野，百姓遭殃，政府头痛，清政府只得动员全国的慈善机构筹款赈灾。当时有一客居上海的王姓广东人向两江总督申请在上海成立广济公司，并获准在江南发行彩票，约定以彩票价的25%捐赠出来用于赈灾，这种彩票就被叫作“江南票”，但上海人则称其为“发财票”。刚开始，广济公司担心彩票卖不出，只印了3000份，想不到仅几天的工夫3000张彩票被抢购一空，于是又立即加印三万份，没几天也被销空。第二年，广济公司改名“南洋公司”，成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彩票组织发行机构。没过多久，上海又出现了和济、广益、普济、普益、同利等打着慈善筹款旗号的彩票公司。
1900年公布的《公共租界巡捕职务章程》第十五项“各种彩票”中规定：
凡租界以内，不准开设彩票店，并禁止售卖各种彩票。如有人在租界内开设彩票店，一经查出，立将该店封闭，并将店中各人拘送罚办；如有人在界内兜售彩票，无论已卖未卖，一经查出，即由巡捕拘送罚办。
而法租界并没有关于彩票的法律或治安条例，而法租界又与南市华界相连，中国的彩票公司大多在法租界注册，在法租界和华界开店或雇人兜售彩票。这些彩票公司与法租界内的戏院建立合作关系，每月借戏院场子当场开奖。后来部分市民发现，开中的大奖几乎全部是没卖出的空号，即使公布过若干大奖的号码和获奖人姓名，记者们深入调查，要么查到一半就线索中断，要么就是“查无此人”。彩票是涉及到千万人利益的大事，也直接关系到地方治安，法租界也不可能为了一笔税收而置社会于不顾，遂派警探调查，发现所有彩票公司有严重的舞弊现象，遂予以惩处。
四航空救国与“航空彩票”
彩票的形式是很多的，租界里赛马场、跑狗场发行的马票、跑狗票，以及部分商业银行发行的有奖储蓄票都属彩票之类，但是租界并不将其归入彩票。租界对马票、跑狗票的奖额分配办法的监管是十分严格的，如马票中规定，一次活动收入总额的17%为税收，13%用于参赛者的奖金，30%为跑马总会的开支和其他费用，40%用于马票的奖金。由于分配比例公开，对费用支付的监管比较严格，所以至今未发现有舞弊的记录。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没有对空作战和防空能力的中国军队吃了大亏，也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航空业在保卫祖国中的作用和地位，战后以上海为中心掀起了一股“航空救国”的浪潮。政府以及各社会团体立即动员“爱国捐机”活动，还设立专门的机构组织和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彩票。根据章程，计划每期发行“航空彩票”500万元，规定10%即50万元用于发行彩票的各项开支，50%即250万元用于奖金，40%即200万元作为航空建设专款。航空彩票以收入之半作为奖金，这个比例确实是很高的。在奖额中又划定，中奖率为1%，即每百张中可有一张中奖，设特等奖一名，奖额50万元，这对市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市民对航空救国运动的热忱，所以，几乎每期奖券一出即被销售一空。
彩票实在是一个诱人的玩意，它可以使社会生活多姿多彩，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因此，更科学、更合理、更规范地制定彩票发行规则，加强对彩票机构的监管，尤其是对财务的监管，才能使中国的彩票事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添色增彩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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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新民晚报新创版面“上海珍档”，传递一些读者希望了解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的信息。尽管是局部的一鳞半爪，但经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这个版面已积累了近500篇文章，基本覆盖了上海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引起读者和历史文化学者的关注。即将在2017年上海书展和读者见面的《溯影老上海》，就是从这些文章中精心挑选、编辑出来的一本书。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