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7辑）》：
广东东莞县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第三名进士，授职编修，曾充云南乡试副考官、贵州乡试副考官，庚子年间时任国史馆协修。①“关咏琴”即关以镛，广东开平县人，光绪二年丙子科顺天乡试举人，光绪九年考取总理衙门章京，曾在总理衙门、刑部任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充总理衙门同文馆提调，庚子年三月“经总理衙门奏请照章交军机处记名以海关道员用”。②很明显，广肇公所指名“照收”汇款的四人即“京都粤东会馆京官公函”中署名前四位者。
北京粤东会馆与上海广肇公所虽然都是广东同乡组织，但二者由于组织者身份的差异与所处城市的不同，在以往的历史中交集并不多。北京城里的粤东会馆创建于明代，至晚清已历时久远，“风雨其零，榛莽不翦”，“都中士夫，每逢高会，则假别馆”。于是光绪八九年间，“乃谋建新馆于南横街”；光绪十九年冬，粤东新馆“动土以待”，由“云南抚军黄植亭、江西粮道邓莲裳、署津海关道黄花农、福建候补道何碧旒、在籍候选道刘问刍，先后捐集七千六百余金”；光绪二十二年，新馆竣工。“自斯馆兴工后，戴少怀、丁伯厚大考开坊，许筠丈由仓场擢总宪晋工部尚书，杨蓉浦以副宪擢兵部侍郎，黄植亭以桂藩开府滇池，邓小赤以苏藩开府皖江”，撰写《重修粤东旧馆碑记》的张荫桓本人则“年甫六十，辄蒙赐朝马，渥膺异数”。张荫桓因此颇为得意：“余维吾粤缨弁，近始萌颖，山高水长，正复无量。”在张荫桓眼中，粤东会馆的兴衰沉浮甚至成为粤籍京官群体仕途显达与否的预示与象征。由此可见，粤东会馆主要是粤籍京官出资兴建并进行聚会活动的固定场所，广义上等同于粤籍京官的同乡会组织。与粤东会馆以官员为中心不同，上海广肇公所的中心是商人。上海广肇公所初建年代不详，1862年毁于小刀会战乱，1872年由“广州、肇庆两郡旅沪同乡集资重建”④。虽然“首倡作重新之举”的是时任上海知县的粤籍官员叶顾之（廷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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