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一个“译二代”的视角，以自己真实的经历为基础，生动描述了众多观众耳熟能详的配音大家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以“全息”的方式揭开当年“内参片”译制工作的神秘面纱，让读者立体化、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电影配音工作幕后的故事，力求真实记录、还原这段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篇章。

　　憧憬新时代

　　1949年，一个原籍福州的中俄混血儿艺人，为了逃避战火，带着太太和出生不久的儿子从沈阳一路南下南京，最后落脚到上海。他，就是后来的杰出配音艺术家邱岳峰。

　　根据邱岳峰长子邱必昌的叙述，他的爷爷(也就是邱岳峰的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呼伦贝尔中俄边防哨卡当了国军小军官。早年苏联发生革命时大批白俄扶老携幼逃往中国。一次，这个小军官在呼伦贝尔边境区保护了一家逃亡的白俄农庄主，后来为了答谢他，这个农庄主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不久后，这对中俄夫妻就生下了他们的独生子邱岳峰。在儿子诞生不久，小军官就带着邱岳峰的生母和年幼的邱岳峰回到了福州老家定居。后来邱岳峰的父亲大概在他十几岁时离开福州，开始闯荡江湖，飘零四乡。邱岳峰小时候没正经念过书，他的小学教育是在四处颠沛中断断续续完成的，后来他还上过北京英语专科学校，结果却也没毕业。邱岳峰有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名叫“呼生”。后来他还曾在他的藏书或本子上签上“榕城游子”（榕城即福州），以此纪念他心中遥远的故乡。

　　邱岳峰当年在他父亲离开老家不久后也离开了福州，这样就剩了邱岳峰的俄籍生母一个人孤守榕城了。后来，邱岳峰的父亲在外地又认识了一个女人并将其纳为侧室，两人就一块儿过了。那两位老太太后来邱必昌都见过，为了区别称呼，邱岳峰的几个子女管他的俄罗斯生母叫“外国奶奶”，管他的继母叫“中国奶奶”。在邱必昌的记忆里，中国奶奶对他们比较好。由于邱岳峰的父亲与中国奶奶并无子嗣，老太太对邱岳峰视同己出，而邱岳峰的两位母亲先后都曾在上海徐汇区南昌路上的钱家塘和邱岳峰一家同住，并终老于那里。当年邱岳峰离开福州后便颠沛流离，一直以卖艺为生。1940年代末，他组织了一个小剧团一路北上，最后到了东北沈阳附近的法库。据张正隆的作品《雪白血红》描述，其时四野大军正鏖战东北大地。在秀水河子战役前，就在法库这个地方，从不吃肥肉的林彪在一个地主家吃了一道酸菜炒白肉，回去后还连说“好吃、好吃……再不能吃了”。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的同一个地方，在邱岳峰身上却发生了一件当时看似不经意但最后却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件。

　　当时的东北兵荒马乱，邱岳峰带着他的太太和另外两个人所组成的小剧团就在东北靠搞些小规模演出、唱唱堂会、演演小节目维持生计，他自己就在里面打鼓、变魔术、说相声，什么都干，但他们的生存还是非常困难。邱岳峰那时是小剧团的头儿，下面几个人都要靠他养，但他们在当时战火纷飞的东北混，生意并不好。渐渐地，他们没戏演了，小剧团的成员也没钱发，最后连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了。就在那个时候，邱岳峰的一个朋友找到他，说国军政工队需要演员，看中了邱岳峰，还让他带上几个人（据邱必昌所知应该有四个人： 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父亲邱岳峰，还有一个他们叫“三叔”还是“九叔”的东北人，另外一个不详）去政工队，说是“可以有军饷发”。于是，在东北的遍地战火中几乎已经走投无路的邱岳峰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国军政工队。他用刚到手的军饷遣散了小剧团，还告诉那两个人说“我们去那边看看状况怎么样”。据说当时政工队就给邱岳峰发了一套军服，队里是既不排戏也不演出，就那么在军中过了半个多月，其间有一天晚上上级突然给邱岳峰等人发了枪，说让他们跟着去“查户口”。由于邱岳峰的太太那时正怀着邱必昌，就留在了住处，而邱岳峰就跟着一众人等拿着枪出发了。其实身为艺人的邱岳峰根本就不会使用枪械，他就像提根烧火棍一样地拿着枪跟着去了。由于那时他们是国军，所以他们去查的“户口”大概总归是共产党了。在整个过程中邱岳峰就跟在后面，抓谁他也不知道，就这么昏头昏脑地跑了一回。后来，一向不喜欢参与政治的邱岳峰寻思这么下去不行，就动了逃跑的念头。没几天工夫，他就逮着机会带着几个人跑了。但他没想到的是，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件发生在他短暂军队生涯中那个晚上的小插曲后来竟成了他一生都没能摆脱的梦魇。

　　1948年，邱岳峰带着妻小离开沈阳。在接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家辗转南下，拼命走避身后由北向南不断蔓延的战火。他先到南京试图找他父亲，之后就继续前行来到了上海。当时曾经有朋友劝他去香港，说“上海要解放了，快走吧”。邱岳峰就说了那么一句话： “我们在旧社会没有过过好日子。解放了，也许我们能过上好日子。”就这样，他决定留了下来。上海解放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成立翻译片组了，一个女作家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找到邱岳峰，想介绍他加入，邱岳峰一想这是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就同意了。于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遇便造就了中国电影译制片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不久后，邱岳峰在沪西长宁路上安了家。1953年，他又在演员组同事张同凝的介绍下举家搬迁到卢湾区南昌路550弄丙弄10号（当时那条弄堂名叫“钱家塘”）的一间面积十七点二平方米的房子里，并在那里一直住到去世。除了老大邱必昌，邱家后来又先后添了邱必明、邱必昊（女儿）、邱必昱三个子女（此外另有一个女儿夭折）。邱家有个习惯，子女排行只算儿子，所以把“老四”叫“老三”，把妹妹邱必昊给剔出来了，但其实邱岳峰最疼爱的就是这个被“剔出来”的女儿，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皮夹子里就只放着他女儿的一张照片。

　　邱岳峰一家大小在上海定居后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年里，他们家的生活水平就一直停留在极普通的上海市民标准上。平心而论，邱岳峰每月拿的一百零三元工资在当时来说应该算是不低的收入了，可就这一百零三元也实在架不住邱家众多人口的开销（而且这一百零三元的工资邱岳峰从1950年代初一直拿到1980年代初去世，始终没加过一分钱工资），特别是邱岳峰太太在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前已被迫从杭州话剧团退职回上海跟丈夫一起“反思问题”，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邱岳峰一家六七口人的生活就指着他这一百零三元过活。因此，在那个时期，邱家的生活标准甚至低于大部分的上海家庭。用邱必昌的话来说，他们家没有任何特殊，就是普通老百姓。人家怎么过日子，他们就怎么过日子。每天早晨，邱岳峰一家就像典型的上海家庭一样用头天的剩饭煮一锅泡饭，一家人分而食之，他的俄罗斯血统并没有给邱家的生活带来任何与众不同的洋习惯（或许在当时那种条件下邱岳峰也有不起洋习惯），就连邱岳峰的生母——那个血统纯正的俄罗斯老太太也只好跟着儿子一家学做上海人，既没有天天面包，也不喝罗宋汤了。由于邱岳峰太太是北京人，邱家的生活方式里还多少带着些北方人的习惯，例如他们家平时面食吃得比较多，到了冬天还会生北京市民常用的那种炉子取暖。邱岳峰会做饭，但做得很少，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使得他不能保证按时吃饭，因此家里做饭的活儿基本上就落到了他太太身上。邱岳峰的生活是比较有规律的，由于他们那时候早上是雷打不动地8点进棚，而陈叙一是不容许下属迟到哪怕一分钟的，所以邱岳峰总是一早起床，先漱洗后早餐，然后就赶着去上班了。下午他一般是5点下班后直接回家。如果厂里有“重活儿”的话，邱岳峰就要开通宵了，甚至半夜2点就要起床漱口刷牙。

　　当上译厂还在万航渡路618号大院的时候，邱岳峰早晨一般是在高塔公寓后面的襄阳南路25弄弄口的45路车站等公共汽车，然后就一部车直接坐到单位，下班后也是搭45路公交车回家，他会在淮海中路汾阳路口上海音乐学院竹篱笆墙边（上海人称之为“墙篱笆”）的车站下车，然后步行约五分钟走回钱家塘家中。有一个时期邱岳峰也曾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料后来那车被偷了，之后他就一直坐公交车通勤了，直到上译厂搬到离他家很近的永嘉路383号后，邱岳峰就基本步行上下班了。

　　邱岳峰在1950年代曾花二十五元买了一个书柜，那个书柜的内壁是贴绒的。“文革”一开始，邱家就首当其冲被抄家。为了看看绒布后面是否藏着什么东西，当时去邱家抄家的造反派把书柜里蒙的绒布都剪开。不仅如此，那些人还砸穿了邱家的墙壁，企图搜出些有价值的东西，可惜他们最后一无所获。由于那是他那嗜书的父亲放置藏书的地方，邱必昌至今还留着那个书柜。邱岳峰喜欢看书，而且他看的书比较杂，包括古文在内的书什么都看，而邱必昌至今也还保存着一些他父亲当年的藏书。邱岳峰对书十分爱护，他看书前都要用包皮纸把书包起来。当年在“文革”后期，上译厂曾允许与内参片业务有关的演职员借阅和购买一些外面看不到的古代长篇小说或外国文学作品，邱岳峰也买了不少。由于当时社会上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书，当有人知道他们能买到内参书后就会向邱岳峰借。有时被借出去一段时间的书在还回来时已经被借阅者翻看得比较破旧了，敝帚自珍的他就会在里面的书页上写上“此书再也不许往外借”的字样。

　　就这样，满怀着对“解放后过上好日子”的憧憬，邱岳峰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努力付出的电影配音生涯。在邱必昌的印象当中，他父亲曾经说过“文革”前自己配得比较满意的有《科伦上尉》《警察与小偷》《第四十一》《白夜》《检察官的故事》《神童》等影片。一路走来，邱岳峰的成就辉煌灿烂，却也步步惊心，如履薄冰，最后竟以一个惨烈的结局给他的配音事业画上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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