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凯蒂·洛芙有了次濒死体验。长大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遭遇了父亲毫无先兆的自然死亡。她没能见他后一面。自那之后，死亡开始强烈地吸引着她，她决定通过研究死亡，来探寻人生后时刻的真相。她称之为：查看死亡。在选取研究对象时，几个名字跃入她的脑海：苏珊·桑塔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约翰·厄普代克、狄兰·托马斯、莫里斯·桑达克。这些伟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似乎都处理好了死亡的问题，拥有某种死亡智慧。洛芙认为，假如用语言捕捉死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他们是有可能做到的人。通过大量与艺术家生前亲人和好友交谈，爬梳卷帙浩繁的文字资料，她在纸页上了作家们的后时刻。
　　《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便是这样一部从死亡写起的逆向传记。每个人的人生，从死亡开始，缓缓地展开了。

一部绝妙的启示录……这是凯蒂?洛芙至今*好的作品。她让人们看到，对于死亡，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结果，不是*后那些事，不是名利与后代；相反，是这过程中如何与死亡相处，家庭和友情如何维持。一句话，就是在死亡之中如何活着。

——《巴黎评论》

 

精彩至极！我躺在床上读，站在厨房读，走在路上读。谁会愿意跌跌撞撞走入那个静寂而神圣的领域呢？答案是，我们都想进入。这本书以优雅的姿态把我们带入那片神圣之地。

——《纽约时报》

　　《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并且一直都是——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一天晚上，在她的病房里，她和朋友莎伦·德拉诺一直到深夜还没睡，听着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桑塔格的神情非常恍惚。她的心情还足够好，给莎伦讲了一个她最喜欢的笑话。“将军把他的部队放在什么地方？”莎伦答道：“我不知道。”“放在他的袖子里。”桑塔格一边说，一边微笑。
　　第二天，她清醒了很多。莎伦来的时候，苏珊正在读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少年读物，接着她们一起看了两部电影。莎伦不得不频繁地按下暂停键，因为苏珊整部电影从头说到尾，不停地评论和注解。
　　苏珊同莎伦相识已经有些年头了。她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相遇，那时候莎伦在《纽约书评》做编辑。当时，苏珊正处于第一次癌症的恢复期，她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打电话给莎伦，后者赶了过来，在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里同她做伴。
　　莎伦曾经是《名利场》、兰登书屋以及《纽约客》的编辑，在这些地方她负责苏珊的作品。表面上看，莎伦给人感觉很强势，但是对于她的朋友而言，她为人温暖有趣，并且极其忠诚。
　　桑塔格的第三次癌症症状开始显现，她的女管家苏基·琴坎——她已经同苏珊相处十年有余了——在给苏珊放洗澡水的时候，发现她的后背上有淤青。苏基一周为苏珊工作五天，搞搞卫生，做做饭；她们之间不停地闲聊，而别人则一头雾水。
　　2004年的3月，诊断出来了：骨髓增生异常，可能导致一种特别凶险的血癌。桑塔格的儿子，戴维-瑞夫——一名五十二三岁的记者——在最初的检测结果出来后，陪着她去医生那里做了一次复查。
　　戴维很高，非常优雅，就像罗马硬币一样英俊。他的神情有几分像是一个皇太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民主国家。
　　医生指出了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没有任何治愈或者缓解的机会。他建议桑塔格什么也别做，用剩下的六个月左右时光好好生活。
　　在苏珊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苏基注意到她有时候会说“哇哦，哇哦”，然后闭上双眼。苏珊告诉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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