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笠铭，福建漳浦人。插队知青、工人、营业员、经理、经济师，曾任厦门国贸对台贸易公司总经理。耗尽40多年的心血写出《生死烙印》这部处女作。

20世纪50年代，时任漉溪专署建设局副局长的田舒夫卷入一桩“脚踏车案”。经手办案者许武良恩将仇报，假公济私，致使田舒夫蒙冤受贬。田舒夫从此坎坷无尽，妻儿受到牵连，一家人陷入凄风苦雨，受尽天灾人祸。然而，田舒夫历经磨难，本色不改，终于在他生命的*后一刻得以平反昭雪，其家族“积善堂”也迎来了灿烂的明天。

本书是吴笠铭先生的首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历三四十年时间，以党的地下工作者田舒夫的命运为主要线索，围绕百年药铺“积善堂”家族成员的坎坷经历，书写漉溪的政治、经济、人文、生态的变迁，颇有闽南文化特色。

古人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又说“披文入情”。我了解和熟悉吴笠铭先生，他是一位虚怀若谷而又勤奋好学，脚踏实地而又勤勉工作的人。退休后，他以真诚、激情、勇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笔耕不辍，成为我们厦门国贸团队中出版原创长篇小说的*人。同为国贸人，读起这本书来别有一种亲切的滋味和真挚的感受。由衷地祝贺他，愿与他分享收获的快乐。

——许晓曦（厦门国贸董事长 博士）

看了《生死烙印》一书，仿佛回到了我童年时家乡的凄凉景象，仿佛又见到了我生活和工作过的闽南大地千变万化的画卷。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迁，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家族的兴衰，乃至社会的发展进步都能从书中得到印证，受到感染和启迪！

吴笠铭用心血写成的这本书，再现了几十年来闽南城乡的风风雨雨，将会受到读者喜赞。

——许崇安（资深媒体人 福建省作协会员）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说《生死烙印》是一部漉溪近半个世纪的秘史，我想并不为过。小说以党的地下工作者田舒夫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为主要线索，围绕百年药铺“积善堂”家族成员的坎坷经历和神药“神癀片”的传奇，书写漉溪的政治、经济、人文生态的变迁，故事引人，人物生动，情感丰沛，读来让人感叹，发人深思。作为漳州人，小说中浓郁的闽南气息和漳州话的大胆植入，让我倍感亲切。感谢我的老校友吴笠铭，为我们创作一部让人难忘的好作品。

——青禾（漳州市作协原主席 中国作协会员）

历史由一节节人生链接而成，《生死烙印》书中人物和家族跌宕起伏的命运便是其中一节。我们这一代人熟悉和经历过，留下叹喟，更多的是思考。小说打着鲜明的漳州印记。都写了些什么？打开阅读吧。

——杨西北（漳州市作协主席　中国作协会员）

一、脚踏车案

1953年孟秋的一个深夜，天像浸透了墨汁,风似哀怨的魔笛声。

突然“嘭嘭嘭”一阵异常猛烈而急促的敲门声，震碎了田舒夫家的寂静。

“谁呀？”田舒夫一骨碌翻身起床，急忙点亮煤油灯，拖着木屐大声问。

“是我，田副局长！”通讯员小李大喊：“急事！急事！有急事！”

一开门，猛见门外射进两束强烈的手电筒亮光，捉贼般地照在田舒夫那略微黝黑的脸上，他本能地用大手遮住了双眼。他中等略高身材，粗壮结实，红润、爽朗的脸孔，粗眉毛，大眼睛,目光炯炯有神，气度昂藏，样子总是那么亲切、谦和，自然且文雅。

“田副局长，有急事！局长叫你马上去！”小李神色慌张。

“二位是……？”田舒夫客气地问。

“噢，他们是公安局的。”小李赶紧抢答。

“公——安——局？”田舒夫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来不及细想，他急忙转身穿上万里鞋。

“舒夫，慢点！”他刚迈出门槛，忽听一声，“天快要下雨了，你还是换上雨鞋，把伞带上吧！”身后的妻子傅玉樱闪出紧张而敏捷的身影。

漉溪的雷公雨真神，喊来就来。刚出家门，一场倾盆大雨便狂泻而下，闪电撕裂夜空，雷鸣咆哮而过，田舒夫不禁打了个寒战，脑海里突然掠过一丝不安。在路上，他察言观色想探个究竟，可两公安一声不吭。没多久，四人一起急匆匆地走进了漉溪地区专员公署建设局的办公室。

“田舒夫！”马奋民局长话音未落，随行两公安霍地从左右“啪”的一声将田舒夫双手反剪起来，猛踹双腿，将他按倒在地。

“干什么？”在猝不及防的瞬间，田舒夫奋力挣扎着，大声吼道。曾经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的田舒夫，凭着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地意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肯定是天大的误会。平日里，我一向尊重马局长，甚至在局领导班子人选的调配上，自己都主动谦让，我的文化程度虽比他高，但他斗争经验比我丰富，我一直维护和支持他的领导，与他相处得也不错。此刻，他怎么连“同志”也不称呼了呢？准是“二手情报”造成他犯了如此严重错误。误会，除了误会，田舒夫想不出任何解释。他沉着而又坚定地说:“马局长，请你千万别误会！”

“没误会！”

“这是为什么呀？”他像被马蜂螫了一下，怒视着马奋民。

“你自己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你平白无故地抓我，我犯了什么罪？局长，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他，哑巴吃黄连。

马奋民一言不发。

“我从未犯过什么错误，更没有犯罪！你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这话，发自他心灵的*深处，言之凿凿。

“你呀，有理到公安局说去！甭给我建设局抹黑！”马奋民把手一挥说，
“带走！”

说时迟，那时快，“咔嚓”一声，两公安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田舒夫的手上。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1945年就投身革命，始终跟党走的他竟然被自己人莫名其妙地戴上了手铐，令人匪夷所思。

顿时，田舒夫猛然想到：仅仅在十几分钟前，我还是个自由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议论、欢笑、行走；有工作、有妻儿、有抱负、有光明……可是，戴上手铐的一瞬间，落入万丈深渊，跌着、滚着、急速地坠落着。不管怎么呐喊、怎么挣扎、怎么反抗都无济于事。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犯人呢？他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这种天崩地陷的突变，心里像开锅似的翻腾着。

不管田舒夫如何辩解和反抗，身后的公安还是无情地将他押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