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感》是布迪厄的重要著作。通过对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社会的观察和研究，作者反思自身的社会学实践，揭示并分析了实践逻辑与学术性思维的差异，指出人类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对对研究者与其对象的关系实施客观化。该书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社会学理论认识和科学实践方面创立的一系列概念。

皮埃尔·布迪厄永远地改变了他的学科的样貌，使得自从涂尔干及其弟子们去世之后坠入困厄和无人过问之境的社会科学的地位重新得到提升。……皮埃尔·布迪厄对于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游戏、所有的社会领域都怀有永不知足的好奇心，他恨不能活上一千辈子，以理解这一切，掌握它们中隐藏的道理和内在原因。

——罗伊特·瓦昂特

第一章

客观化的客观化

  若要领悟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和社会学预设，除了回到索绪尔借以构建语言学之固有对象的最初程序，恐怕没有更合适的办法。这些程序因各门新的所谓结构科学的仓促建立所依赖的两大做法——机械的仿效当时的优势学科和逐字翻译一套独立的术语——而被忽视和掩盖，最终变成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无意识。

  像索绪尔那样设定交际的真正媒介不是作为直接材料即其物质性可加观察的言语（parole），而是作为使话语（discours）的生产及其解码成为可能的客观关系系统的语言（langue），这等于是使最明显和最实在的东西即交际内容本身从属于一种没有感性经验的纯粹构成（constructum），完全颠倒了诸现象的关系。索绪尔意识到，同语言优先（为此他却援用了废弃的语言的存在和老年缄默病，后者证明人们可以丧失说话能力，但同时又保存语言或语言错误，这表明语言是言语的客观规范）这一基本论点所含信念经验的间断具有悖论性质，指出人们有理由认为言语是“语言的条件”，因为语言不可能在言语之外被感知，此外语言的习得需要借助言语，而且言语是语言更新和演变的源头。但他马上注意到，这两个过程只具有时间上的优先，一旦离开个人或集体历史领域而去探究解码的逻辑条件，关系就会倒置：从这一视点看，语言确保交谈各方音义组合的同一及彼此间的理解，作为这样一种媒介，语言是第一位的，因为它是言语的可理解性条件。在其他场合，索绪尔认为“视点产生对象”，所以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为产生新的结构科学的“固有对象”而应该确定的视点：只有处在可理解性的逻辑次序中，人们才有可能使言语成为语言的产物。

  也许有必要尽力全面地陈述一下采取该视点所牵涉的全部理论公设，例如，逻辑和被共时感知的结构优先于个人或集体的历史（也就是语言的习得和马克思说的“产生语言的历史演变”），或者，就经济和社会等外部决定因素而言，更重视内在的和特殊的、可作“同范畴”（tautegorique）（谢林语）或结构分析的关系。不过，这方面的陈述——至少是部分的陈述——并不少见，所以更重要的看来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视点本身，集中于与视点所显示的对象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切，首先是一种确定的实践理论。这意味着要暂时离开客观的和客观化的观察者之得到确认的预定位置，以便力图使该位置客观化。此观察者就像是一位导演，随心所欲地摆布客观化工具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或拉近或拉远，或放大或缩小，按照一种权力愿望将他自己的构成规范强加于他的对象。

  像索绪尔那样处于可理解性次序之中，就是采取“公正观察者”的视点，该观察者致力于“为理解而理解”，倾向于把这一解释学意图当作行为人的实践的起因，其做法如同行为人自己向自己提出他就行为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与演说家不同，语法学家使用语言并不为其他，而是为了使其语言代码化而研究它。他通过自己对语言所作的处理本身，通过将语言当作分析对象而不用它来思维和言说，使之成为与实践（praxis）（自然也与被实践的语言）相对的逻各斯（logos）：不用说，这一典型的学院式对立是学院情境，即极端意义上的无拘束、闲暇和无实效环境的产物，而这种环境的真实性少有可能为那些受学院制度熏陶的人所认识。语法学家缺少一种理论以区分两种关系：一种是与像他那样只为理解语言而使用语言者的语言的纯理论关系，另一种是与为做事而努力理解语言、从实践目的出发即仅为满足实际需要和应对实际紧迫性而使用语言者的语言的实践关系；因此，他倾向于不言明地把语言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对象，也就是说把它当作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总之仅仅是像解释艺术作品那样对它进行解释。所以，语法学家们的错误并不完全像社会语言学家指责的那样，把一种学院或学术语言当作对象，而在于他们无意中与民间和书面语言都保持了一种学院或学术关系。

  这种形式语法———语言学现在和过去之所是——最稳定的倾向铭刻于学院环境，后者促成与语言的理论关系并抵消属于语言日常用途的功能，从而以多种方式支配对语言的学术性处理。人们只需要想一下语法学家的想象力产生的无法模仿的例子——“法国秃头国王”或“正在洗碗碟的维特根斯坦”——这类例子就像各种形式主义难以割舍的悖论，之所以能展示其全部暧昧和隐晦之处，仅仅是因为任何实践环境由于学院式悬置而被搁在一边。学院式话语的“满足条件”是学院制度及其包含的一切，例如发话人和受话人易于接受乃至相信所说内容这种倾向。这种情况没有骗过瓦莱里：“QuianominorLeo的意思绝非‘因为我名叫狮子’，而是：我是一个语法例句。”奥斯汀关于以言行事（acteillocutionnaire）行为的分析所引发的一系列评注没有任何理由中断，因为还有人不了解评注的产生和流通条件，从而倾向于仅在被评注的话语中寻找“满足条件”，而这类条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话语运作的制度条件密不可分，一开始就已经被归入外部语言学范畴，亦即留给了社

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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