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崇（1914-2012），四川邻水人，教授，翻译家，外语教育家。193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英文系。1946年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任清华大学俄文教研组主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外语系主任。掌握多种外语，长期担任英、俄语教学工作，业余曾从事俄文社会科学、文艺学、文学史的翻译，还曾根据俄、德、英、法原文校订国内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若干中译本，提出重要修订意见。主编过《新英语教程》等高校教材，担任《大学英语》和《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两种杂志主编近20年。
　　
　　李昕，李相崇之子，1952年生于北京清华园。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社长助理。1996年赴香港，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2005年奉调回北京，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2010年任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特约出版策划人。
　　从事编辑工作36年，是国内知名的出版专家。1994年被评选为首届全国中青年优秀图书编辑，2013年被深圳读书月评选为年度“致敬出版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印刷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著有编辑学演讲录<做书：感悟和理念》和散文随笔集多种。

　　《清华园的记忆》是李昕先生在原书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的编定，收入其父著名教授李相崇的两篇回忆其在清华执教经历的文章。以及两代人的经历反映清华大学的历史，从而折射我国现代社会在某一时段的发展历程，是这《清华园的记忆》的特点，也是其价值所在。

　　《清华园的记忆》：
　　暑假后，我既不是教俄语，又不是教英语，而是调去了大课委员会，即那时的政治课教研组。我调到那里去，是根据张荦群的推荐，我们常在一起谈马列，他认为我水平高，他去大课委员会当秘书，就建议把我也调去当秘书。大课的讲员都是教授，其中有翻译过《资本论》的王亚南，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其余的教授讲马列，都是“半路出家”，但是听到刘世海说，陈岱孙讲剩余价值，只用了7分钟就讲清楚了。秘书的工作是看学生的讨论记录，找出问题。这是思想改造工作，虽然也需要理论，但更重要的是联系实际。刘世海说过，我们有理论水平，但思想水平不够高，也就是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此外，我还参加外文系一年级新生的讨论，并跟着严宝瑜对他们做些工作，其实也是事务性的。例如，早晨到他们宿舍去敲窗户，叫他们出来学唱革命歌曲，由严宝瑜教唱和指挥。我在大课委员会工作不到一个月，就回到外文系教俄语。
　　那时候，曹靖华因对清华不满，已去了北大，把他的学生龚人放也带走了，俄语教师都是新来的人，吴晗介绍的苏侨吉利洛夫；沈志远介绍来的张坚；还有地学系教授袁复礼的夫人廖家珊，她是临时来帮忙的，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走了。北大支援了一个俄国史教授朱庆永，但他根本不愿意教俄语，他把课推给我就走了。所以，实际上只有吉利洛夫、张坚和我三个人，但是不久又来了张坚介绍的张结珊和不知道谁介绍来的刘华兰。1950年历史系教授白俄葛邦福，因不适于再教历史，转来外语系教俄语，又聘来了李毓珍（余振），而吉利洛夫却走了。1951年增聘了教授田宝齐，以及在北大因跟曹靖华不和而来清华的教授李绍鹏，还有一个不记得什么时候来的德国夫人赵林克悌；原来的英语教师陆慈和张秋华，学了一个时期俄语也转到俄文组。这样，到院系调整时，俄文组有11人。
　　开始时俄文课每周5小时，有些学生想学而没有那么多时间，又开一种每周三小时的简易俄文，只是时间少一些，教材和教法是一样的，都是只学一年。1950年，俄文课统一为每周3小时，仍是一年的课程。学生都是从字母开始学，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只有少数学生学到能开始阅读。
　　那年秋天，我又和赵诏熊发生了第二次冲突，不过这次不是正面的。新的一年级学生有很多不愿意主修英语，要求开设俄文组和法文组。要求改学俄文的学生怀疑俄文要从头学起，年内能否学有所成。他们找我去给他们讲一讲，这变成了动员报告。我列举数据，说明在4年内学到能做俄一汉翻译没有问题，这并没有满足学生的期望，他们是想知道4年内是否能够达到四会，但是我讲话后，外文系一年级近半数学生要求转俄文组。英语有一句谚语说历史往往会重演。正像前一年陈福田把一年级学生罢英文课归罪于我，这次副教务长费孝通和系主任赵诏熊又把学生要求成立俄文组归罪于我。费说，我想独立门户，刘世海把他这话告诉我，我去他家向他解释，说这是学生的要求，不是我鼓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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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
清华解放前后的一些回忆
我与清华——李相崇教授口述
吊诡人生——我的抗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