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法》：
　　
　　许多小说在开头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件，事件引来了故事，也构成了故事。一个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让故事充满悬念地向纵深发展，使读者欲罢不能，这是小说的制作方法之一。小说家在叙述事件或结构故事的时候，常常要设置一个场地，或者说要制造一个事件的“现场”，以便铺展故事，演绎人物。在实际生活的现场里面，“发生”永远是千变万化的，常常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在小说的现场里面，“发生”却是由小说家制造的，小说家的意志决定“发生”，也决定发生之后的发展。怎样才会使发生的过程生动而又真切，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地来到小说的现场？或许，越是有经验的小说家，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是一个描述事件的典型范例。
　　在这篇小说中，陈应松的讲述触目惊心——两个为勘探队搬运行李的挑夫，因为见财起意，把勘探队的人全都杀死了。故事的结局被放在了前面，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足迹，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了贪婪，走向了仇恨，走向了凶残。陈应松制造了一个犯罪现场，通篇的叙述都没有离开马嘶岭，没有离开那血腥的现场。现在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真正的案件，如果将其写成一篇通讯报道，估计也同样会吸引人的眼球的。那位写通讯的记者，是一定要亲I临现场的，在写作的时候，他也一定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做出是与非的评判。陈应松写的是小说，所以他自己并不在现场，不但自己不在现场，而且是通篇让罪犯之一的“我”作为叙述人，来描绘这血腥的杀戮过程：“必须赶快灭口。这容不下我多想，也容不下九财叔多想，就听见有人喊：‘小王，小王！’话音未落，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
　　只见祝队长头上有白花花的东西飞溅出来……”事件发生了，残暴便要不可遏制地行进下去了，“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我最后看见九财叔直起了他的腰杆，在扬眉吐气，手上拿着一个红彤彤的东西，是一只发卡！”见财起意，连一只发卡也不放过，可见这个人有多么贪婪，可见这个山里的挑夫有多么贫穷。这一只发卡很重要，在情节行进的紧要关头，还不忘记设计一只发卡，这说明作者具备了一个小说家的良好行文习惯。一篇通讯或者报告文学恐怕不会这么写。而在一篇小说中，这只红彤彤的发卡，这一句话点亮的细节，却似乎是可以照射出无尽的含义。
　　这篇小说是从结局走向过程，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在阅读的时候，在这过程的沿途，我们仍然会感到焦虑。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又会设想，这支勘探队，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彩，还有可能给大山带来福音的城里人，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如果他们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用他们高贵的手，去抚摸一下九财叔们因挑担而磨烂的肩膀，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但是，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慢慢推向了极致。
　　关于如果，关于隔膜，关于揭示，都是这一篇小说的阅读者从故事当中，从那个让人们信以为真的现场得到的结论，陈应松并没有做出判断，他只是下笔狠，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让我们震惊，也使我们警醒。
　　小说中的现场是小说家制造的。当读者进入了小说的现场，有时候会发现另外一个影子，在那里指指点点，如同一位絮絮叨叨的解说员。这个影子正是小说家本人。小说家创作小说，制造了热热闹闹的，悲哀的，或者欢乐的现场，刻画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不同的人物，自己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参与其中，受某些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一定要站出来说话。事实上，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虽然那个现场是自己布置的，人物也是自己塑造的，但自己却仍然应该是一名局外人，和那个正在发生着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那个现场越热闹越动人，他就越应该免开尊口。就像一对婚姻的介绍人，人家恋爱成功了，登记了，结婚了，双双进入洞房了，你喝完喜酒就赶紧回家去吧，小两口今后的日子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不必去指导别人怎么样去过幸福生活，否则你就会成为多余的人。
　　……

发生了一个事件，你在现场吗？
理想主义者的天堂
朝着极致推进
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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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不尽的人生百叹
虚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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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和她的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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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天歌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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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事件的转弯处
时间长河中的微妙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