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装着家当，载着妇人、仆役和孩子的货车和手推车；更有钱的人挤在马车里，由车夫伺候着，匆忙离开了。
到6月末，伦敦市市长下发了详细的指令，包括怎样照顾病人、料理死者后事、如何清理街道，还有对集会的限制。接着，为了让那些总是意识不到情况有多危急的人们认清现状，政府出台了一些让人相当吃惊的条例规范。“戏剧、斗熊、游戏、民谣和击剑”都被明令禁止，公共聚餐和“在酒馆、啤酒店、咖啡馆以及酒窖酗酒”也遭取缔，但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7月中旬，一周内有七百人死于瘟疫。到了8月末，每周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六千，而9月的第一周有将近七千人死去。
这种大规模破坏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使那些平常被法律和舆论所束缚的人完全堕落了。有人不知羞耻地招摇撞骗，护士和保姆遭到侮辱，死人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而废弃的房屋和店铺也惨遭洗劫。恐惧使人疯狂。虽然不时也有无私的善行被记录在案，但那实在是少得可怜。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实在令我心潮澎湃。一位住在天恩寺街的杰出公民，一个马具商，他的孩子们都已死于瘟疫，由他亲手埋葬，而他和他妻子也已被隔离，终究难逃一死，他只剩下最后一个孩子，唯一的愿望就是要拯救这个幼小的生命。他将这个赤身裸体的婴孩托付给了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给孩子穿上新衣）把孩子带到了格林威治。我们在格林威治听到了这个故事，一致同意要把这个孩子留在城里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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