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廷自选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
徐悲鸿之所以倾心于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自有其必然性。一方面，虽然学院派的写实主义手法在当时的法国已然过时，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全新和异质的；另一方面，贯穿于从大卫的新古典主义到库尔贝的现实主义，亦即整个19世纪法国画坛的写实主义，正是与当时法国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巴黎公社）等社会变革相辅相成的产物。写实主义艺术服务于社会革命的功能正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事实上，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艺术在帮助中国人民战胜民族敌人以及在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击阶级敌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林风眠敏锐地感受到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脉搏，留学期间，对从印象主义到立体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均作了认真研究，他尤其钟情于野兽主义和表现主义（这两个流派在西方原本被视为一种风格的两种变体）。应该说，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主义艺术及其追求个性解放、自我表现的内在精神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所欠缺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写实主义还是形式主义，在用西方艺术改造中国传统艺术的斗争中，徐悲鸿和林风眠原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只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差，林风眠的艺术在当时的中国显得过于超前而缺乏生存的社会基础。随着先天不足、极为弱小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夭折，林风眠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艺术也被遏制在摇篮中。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当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的生命课题由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的时候，徐悲鸿为政治服务的现实主义艺术的主导地位受到质疑，而遭到长期压制的林风眠的形式主义艺术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重获新生的林风眠在他的晚年得以用浓墨重彩，痛快淋漓地抒发出郁积了几十年的心中块垒。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林风眠的传人，1947年留学巴黎改革开放时正值年富力强的吴冠中将林风眠的野兽主义一表现主义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使之跨入了抽象主义的门槛。从写实主义走向抽象主义是吴冠中个人艺术发展的逻辑终点，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说，西方现代艺术是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但是，工业文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工业文明是西方人按照理性主义观念和科学主义手段创造出来的。工业文明就孕育在现代艺术的追求之中。
人们将塞尚称为“现代艺术之父”，一部现代艺术史就是从他开始写起的。塞尚与前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不注重“画什么”，而致力于探索“怎样画”，他追求的是形式主义。事实上，塞尚开创的是一条科学主义美学之路。尽管野兽主义者也宣称自己是塞尚的继承者，但塞尚的真正嫡传是立体主义和几何抽象主义。当蒙德里安仔细推敲他的矩形方块及其布局的时候，他是在推算一道精确的数学方程式。现代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诸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至上主义、构成主义、旋涡主义、辐射主义、精确主义和光效应艺术等等，其名称与内涵都表达的是科学的思想，至于机动艺术，其作品本身就是电动机器。以塞尚为代表的科学美学是西方现代艺术的主流，而其他的诸如野兽主义的快乐和表现主义的痛苦则是西方人对工业文明的不同情感反应。至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则是工业文明时代理性主义“物极必反”的副产品。正如西方艺术史家指出的：“这是一个科学和机器的时代，而抽象主义正是这个时代的艺术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写实主义和抽象主义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两者的区别只是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的区别。写实主义描绘的是看得见的真实，而抽象主义揭示的是看不见的真实。事实上，抽象艺术与现代电子技术和分子生物学产生和发展是互为因果的。
尽管林风眠和吴冠中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洗礼，但他们所倾心的野兽主义、表现主义和抒情抽象主义仍然不是以塞尚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艺术的精髓。虽然康定斯基也宣称“数是一切抽象表现的终结”，但他所开创的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抒情抽象主义绘画毕竟与塞尚的理性主义有所出入。也就是说，野兽主义、表现主义和抒情抽象艺术与中国固有的写意艺术之间或多或少有着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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