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解读中国文学意象的过程中，在时间维度上，把民族的精神现象与祖先的遗存联系起来，抵达文学的“永恒”；在空间维度上，揭示个体与集体的心灵领域，挖掘其背后潜藏的人的心灵相通性，以此构成一个独特的整体意识和远观视角，为文学批评开拓一个别样天地。
本书选取10个中国文学中较为独特的意象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解读与阐释，以期呈现中华民族最本原的精神，探索中国文学表现艺术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过程，领悟先民们的心灵波澜和流动轨迹。与此同时，在每一个意象的解读中，挖掘文学作品如何通过意象联系起人性世界。
本书认为，所有文学作品都是所属民族心灵的秘史。在漫长的时空转化中，中华民族命运的起起伏伏，我们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无不映照进了文学意象里。而各种文学意象的世代相传，则表明了它的超个人性，超时空性。这种超越与中华民族感知外物的特性有普遍联系，带有精神遗传和文化传递特点。文人们在以象征手法寻找精神家园的同时，也是以诗性精神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在意象里诗意地栖居，通过人生艺术化和诗意化，抵挡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用诗性智慧照耀审美人生，让生命本真得到尽情展现。
生命的共感：“大雪”与人生之境
文学中的自然景观、人类境遇与情感紧密结合，是一种普遍现象。中国古代文学里的“伤春”“苦夏”“悲秋”与“哀冬”之作，最有代表性。它们不仅让作家在春、夏、秋、冬中融入自然，借自然扩充心理空间和思考深度，也导致了自然的拟人化，在自然与人的深层统一中，赋予新的内涵。在那些作品里，大自然与人类的心灵之间，仿佛具有一种巨大的互引力，让人类在季节中展现心灵的震颤、生命的忧虑、苦难的痛楚。
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人与自然的生命共感。
从人类童年时代起，先民们就体悟到大自然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一方面，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资源；人类则爱护自然，也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息紧紧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甚至依赖自然，祈求自然，双方存在着生命的一致性。
且不说大量的创世神话，所展现的大自然与人类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同步性，即便日常生活中自然的变化，也足以让人体悟到自我和自然的关联。乌云密布、阴雨连绵之日，会感到 抑郁和重压。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之日，人就舒心和快乐。清风明月下的赏心悦目，电闪雷鸣中的恐惧害怕，炎炎夏日里的焦虑烦躁，三九寒冬中的冷寂凝重……大自然与人类之间，似乎有着奇妙的生命共感。
古代先民对大自然与人类的这种生命共感，体悟和表述得极为细致。《淮南子·泰族训》：“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万物有以相连，精祲有以相荡也。”/“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噞矣。”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学说。他在《天地阴阳》一文中认为，人“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在《阴阳义》中亦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所以，他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里总结说：“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在先民的感知里，人与大自然是一个生命整体。在这生命整体内部的万事万物，无不相互联系，相互纠结，相互感动。先民甚至会以天时附会政事，以为政令措施必须与季节相应，否则将会产生灾异。《礼记·月令》：“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仲秋……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人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此类表述更为生动具体。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
在此，人与自然的深层契合，已被作为一种稳固、双向感应的关系揭示出来。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及其有规律的运动特征，象喻了人的某种情感。人的情感，也与自然之物的本质相一致，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微妙、不可言状的相通。
有鉴于古代先民的这些体悟和叙述，现代学者叶嘉莹阐述了大自然与人类的生命共感产生的原因：“这种人心与外物的感应，……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最基本 的一个原因，我以为则是生命的共感。在宇宙间，冥冥中常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此大生命之起结终始，及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虽然不可尽知。但是它的存在、它的运行不息与生生不已的力量，却是每个人都可以体认得到的事实。生物界之中的鸟鸣、花放、草长、莺飞，固然是生命的表现即是非生物界之中的云行、水流、露凝、霜陨，也莫不予人一种生命的感觉。这大生命是表现得如此之博大，而又如此之纷纭，真是万象杂呈，千端并行。而在这千端与万象之中，却又自有其周洽圆融的调和与完整。‘我’之中有此生命之存在，‘物’之中亦有此生命之存在。因此，我们常可自此纷纭歧异的‘物’之中，获得一种生命的共感。这不仅是一种偶发的感情而已，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a
对于这种生命共感现象，西方的人类学家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和体验。弗雷泽在他的代表作《金枝》中认为，自然变化与草木荣枯，使古人觉察到了自己生命的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万物与人的生死，许多神话仪式便由此产生。
列维·布留尔在他的《原始思维》中，则提出了著名的“互渗律”学说。他认为，由于原始社会的，或类原始的神秘气氛的作用，自然物与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介入，并且由此引发的一连串交互感应。也就是说，在原始人类和不发达的民族那里，自然现象的出现，不同事件的发生，乃至心理的变化，都是通过遥感、渗透、转移、远距离作用等方式，由一个存在物， 传给另一个存在物的神秘因素所致。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并非人为所造成，而是以“前关联”的形式存在着的。他在大量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对原始人来说，纯物理的现象是没有的， 流着的水，吹着的风，下着的雨，任何自然现象、声音、颜色，都是神秘的有生命的东西，它们都与人的生命、生活、命运休戚相关。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表象，即集体无意识，它代复一代地积淀在人们的心理底层。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伤春”“苦夏”“悲秋”与“哀冬”，都已经脱离了文学的表层，内化到古代文人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深层意识与无意识的混合，以及在人心底的积淀，是人的一种情结。其特征，就是把生命感悟与自然观念、时间观念融为一体，表现色彩缤纷的生命形态和人格内涵。
古代文学中的“大雪”意象，之所以常常与人生困境描写紧密相连，正是古代文人把大自然与人类生命共感，引进文学创造和艺术审美领域的典型案例。不同时代、不同经历、不同作家，总是把大雪飘飞、天寒地冻的酷寒天气，与人物人生的困境相融，仿佛大自然中的“大雪”天，与人类生活中的艰难处境自然相连，彼此呼应。所以，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作家们在无意识状态下创作了它们，读者也在无意识状态下欣赏着它们，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正因为它映照了人类早期岁月的思维特点、精神内涵，因此也成为人类文化长河中，精神文明的一块碎片。
序 / 001 /
人生困境与傲岸人格：弥漫天地的“大雪” / 001 /
生存与死亡的镜像：醉里回头问“夕阳” / 021 /
人类精神漂泊的隐喻：无处不在的“游子” / 035 /
心灵解放与精神自由：悠然见“南山” / 055 /
跨越时空的心灵远游：“东”与“西” / 077 /
罪感与救赎：《雷雨》中的“雷雨” / 097 /
白色精灵崇拜：白色祥瑞动物意象系列 / 117 /
寻找与守望：作为生命、精神与品性的“血” / 139 /
漫天繁星与人间：明清传奇中的“星辰” / 153 /
“家园”的寻找：失路与出路之“花园” / 17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