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村里有一老一小两个羊倌儿，一到冬天，就戴上羊皮帽子，穿上肥大臃肿的羊皮袄。爷俩儿常年在崮顶上放羊，一般不下趟山。山下的人偶尔碰见到他们，忍不住想哈哈大笑。人们参照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土匪，给这一老一小都起了外号，小的叫“小炉匠”，老的叫“老炉匠”。
为此，王树义去问计于上一任书记。姜还是老的辣，老书记给他提供个信息：据此地二十多里的博城县，有个七里寺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出一个两个小皮匠。
一个区域，有一个区域的传统文化。说起制造大爆仗、小鞭炮，人们不约而同就会想到祝家庄；做年画的，印灶王爷、门神的，则是杏花村；打造砚台的，就是龙门西北的那个竹西村。当然，好长一段时期，有些题材的年画以及砚台等，几近绝迹。那些玩意儿，弥漫着浓郁的迷信色彩，属于“四旧”范畴，好长一段时间，没人敢鼓捣。祝家庄倒是还有人在做鞭炮，产量也很小。至于烟花，那时候更是极少极少，仅供市里、县里大型活动需要。普通老百姓家哪能买得起呀？
七里寺距离龙门，得有二十来里路。要是交通便利，这么一骨节路，倒也不远。可一者交通不行，再一个农村人口流动不频繁。别看区区一二十里山路，却分别属于两个县，这两头就变成两个封闭区域。人员之间，除丁走亲串友，互相往来的极少。更何况，在山里可用的交通工具，基本就靠两根腿。乘坐驴车、牛车，已经比较高级啦。可驴车、牛车属于大队集体，一般人家哪里有？想坐你也坐不上。
王树义挥着鞭子，赶着大队的驴车，前往七里寺。
驴车上，还坐着一位本家婶子。
这位婶子的娘家，便是七里寺的。饥饿年代，山旮旯里的日子比山外好过些。这位婶子当时还是没嫁人的姑娘，一路逃荒而来，到龙门村口，饿得实在走不动，身子摇晃几下，轰然躺倒在地。恰好，王树义一个没出五服（不是直系，但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叔叔经过，把她背回家。没想到，让他爹他娘好一顿骂，让他从哪里捡的再送回哪里去。那时节，哪一家也没更多粮食呀，多一个大人，就多一张嘴，多一分艰难。这个叔叔，背着姑娘往家走的时候，兴许也不完全是怜悯之心，内心恐怕也有点儿小想法。因为，他年纪已大，还是条老光棍！撬开嘴巴，灌进一点点儿地瓜糊糊，姑娘好不容易醒过来，把脸一擦干净，咦？这叔叔顿时眼睛一亮：姑娘看上去挺俊呀！他爹他娘一瞧之下，对视一眼，也动起心思来。等姑娘身体恢复过来，他娘曲里拐弯一打听，姑娘是没定过亲的！于是，把话头挑明，姑娘也觉得，龙门这地方还不错的，外面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光啦，山里居然还有地瓜秧子可以填饱肚子。干脆留下不走，嫁给救他回家的男人，成就一段佳话。
多年过去，这家孩子还问她娘：“那么远，你咋跑到这山沟沟里来啦？”她娘只管笑，笑过后说：“还不是你爹，心眼子不好使！他把我硬扛到你家来的。”
在婶子引荐下，王树义跟七里寺大队李书记顺利接头，聊得很是尽兴。
“去，抓只小鸡儿炖上！”李书记好客，几句话过后，扭头咋呼老婆。
常年见不到肉的年月，能杀鸡来招待客人，算是相当热情啦！王树义虽然做过准备，提一粗陶罐子散酒去，可心里觉得还是不大好意思。
几盅子酒下去，李书记一拍大腿：“忘个事儿！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认识。”扭头又喊老婆，“你去看看清泉走了没？他要没走，把他喊来，一块儿哈点儿酒！”
当地方言，管喝酒叫哈酒。
王树义没想到，这样一次机缘巧合，让他跟李清泉结识。
他更不可能想到，这个人，接下来将和他结缘大半生。他们会在一起摸爬滚打，一起喝酒，一起畅谈，一起共渡难关。
一直过去许多年，有一天，王树义的小儿子给他打来电话，哽咽着说：“俺李大爷，去世啦！”
那一刻，已是白发苍苍的王树义举着电话，呆愣良久，泪流满面。
事实上，后来很多个瞬间，王树义也都会想起在七里寺的那个夜晚，想起三个人头对着头，眼睛里闪着亮光，一起畅谈未来的那个场景。
李清泉来之前，李书记做简单介绍。此人的经历可谓跌宕起伏，相当精彩。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十五岁就扛起枪，跟着民兵，上前线打鬼子。在一次战斗中落单，自己一个人钻进玉米地里往回跑。十八岁被调到区里，按他的话说，自己大字不识一箩筐，干的却是扫盲工作。接下来，相继担任博城县某区团委委员、某镇团委书记，等等，后来调任淄城县，任某乡党总支书记，成为掌舵二十多个山村五千多口人的一把手。那一年，人家才二十七岁！因为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儿，在区委会上直接提问题，批评不正之风，遭到排挤，官降一级，任了乡总支副书记。人民公社成立后，改任公社宣传委员。直到一九六零年，当选淄城区管庄公社社长。
“刚好，他这两天回老家来办点事儿。你俩认识一下，山不转水转啊，你俩一个县的，说不定，哪天他就到你们公社去当领导了呢？”
这不，李书记这句话，转眼竟变为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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