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您的大多数创作是以北方为背景，如《行走时代》《英雄血》《在传说中》《想象一个歌手》中呈现的背景，但在《心爱的树》和《绿灯笼》中，您都写到了重庆、嘉陵江，在《妹妹上花楼》中甚至写到了湖南、广西交界处的女书诞生地．《红色娘子军》的背景地更远。这一点我很诧异。在您的简历中，似乎没有在南方生活的经历。借此机会，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经历、游历与您的创作的关系?
蒋：我的经历很简单，出生在北方，生长在北方，如你所说，从没有在南方生活的经历。我游历的地方也不算很多，至少，我在小说《红色娘子军》中所描写的新加坡，就还没有去过。不过，一个人经历、游历的丰富，不能决定其小说世界的丰富。在想象中到达的地方，有时，比真实的抵达更有魅力。我想，这也是小说这种艺术门类所特有的魅力所在吧!
当然，从前，也有人说过，我的精神气息是南方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客观的评价，但，我觉得这很神秘。
李：《心爱的树》评论界已经说得很多，因此，我首先想说说《英雄血》这部小说。无疑，这部小说很沉重。一个解放军的团长，因为复仇，枪杀了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一个日本共产党员，他自己也因此被枪毙。理智地想，一个经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一个从与日军作战已经转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团长，应该明白所肩负的任务已经完全不同，应该明白国际主义战士和日本共产党员的含义。再退一步，即使时间仍然停留在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吉一刀”是战俘，鲍仇也应明白，他无权枪杀“吉一刀”，更何况，“吉一刀”在军中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是曾经挽回过无数人生命的医生。但悲剧依然发生了，这倒使我想到，悲剧是无法用理智来控制和思考的，正因为理智在此刻的无力，才有这一个令历史、令书写历史的人、令阅读历史的人，都深感痛惜的瞬间发生。这部作品让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刻画一个军人、一个有团长身份的军人。英雄也好、军人也好，百姓也好、敌人也好，人的局限性和真实性如此令人信服地一起立在文字之间。
蒋：谢谢您能这样理解《英雄血》，如您所说，我想写的，正是这种人的局限性，这种所谓“理性”的不可信任．以及人性本身的缺憾。“宽恕”是一个何其古老的命题，但，人类历史告诉我，人这种生物，其实，是没有“宽恕”的能力的，所以，他们才创造了神，让神来替我们完成宽恕。同时，我也想表达战争的残酷，以及它对人性最深刻的损害和蹂躏。任何廉价的宽恕，或者貌似公正的指责，对我的主人公是不公平的，也不是我的初衷。我只能说，鲍仇也罢，“吉一刀”也罢，他们都是牺牲品，既是战争的牺牲品，也是古老的人性的牺牲品。
李：《妹妹上花楼》是一篇很独特的短篇小说。这个故事的背景并不是您熟悉的黄河大地，而是湖南、广西交界地——江永的故事。对女书，我略有所知，因为最早发现女书的学者在武汉。较早研究女书以及研究成果丰硕的地方也是武汉。我有一个朋友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写了一部关于女书的电视剧本，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拍出来。我很好奇，您怎么想到了写这个故事?这篇小说的名字也被您用来作为小说集的名字，想来您对这篇小说是格外看重的。从作品中我能感受到您对江永这个地方的女性之间特有的情义(“结老同”“结行客”)有一种同情甚至赞美，尽管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凄婉的。当然，仔细想来，这种存在于女性之间的独特情感生活似乎也不完全是现代的同性恋．因为香巧与英秀的情感至少在香巧这方面，过于洁净、清澈，如同潇水。困惑的是香巧的自杀显然也属于殉情。这让这个故事更加朦胧、神秘，更加具有可解读的空间。
蒋：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长，我的老师——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如今的太原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潘慎先生，说起来和女书颇有些渊源。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的中国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包裹，里面有三本“天书”——女书最原始的资料。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对这种奇妙文字的研究，只不过，没有几年，他就成了“右派”，从此，发配、劳改，一耽搁就是二十几年。等到他能够重新研究女书的时候，已是我们都知道的80年代……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被称为研究女书的“第一奇人”。我第一次看见女书，是在我们另外一个老师的家里，潘先生用女书书写了一副中堂送她补壁。初见那文字，我极好奇，也很感动，并且，有一种无端的亲切，仿佛似曾相识。
其实，最初，这篇小说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迹》，是应法国人文科学研究院之邀所做。这个研究院有一个文学研究项目，叫“两仪文舍”，就是由他们拟定一个题目，比如《幸存》，比如《颜色》，比如《死亡》等，然后，邀请两位作家——一位法国作家，一位中国作家，各自就这个题目写一篇短篇小说，国内有好几位作家参与过“两仪文舍”的写作。2008年，我和另一位法国女作家得到的题目就是《迹》，我几乎是立刻就想到了女书，我想，还有比女书更切题的吗?于是，就有了现在这篇短篇小说。
其实，在江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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