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徽州绩溪人。原名嗣穈，昵称穈儿，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著有《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等。

　　朱光潜（1897—1986），安徽省安庆市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生前曾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南阳人，著名哲学家。历任中州大学（现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作有《中国哲学简史》《人生的境界》等。

　　这里是一幅活色生香的大学生活画卷，在这里，大师们也有其作为普通青年人的欢乐与苦恼，屌丝的落寞，文青的感奋，这里满眼都是大师的真性情。翻开本书，胡适跟我们分享他选择科系的故事，冯友兰讲述老北大老师们的趣闻轶事，季羡林讲述两门功课对其终生产生的影响，梁实秋抒发对清华的感激之情，汪曾祺则描绘了非常时期的大学生活——泡茶馆、跑警报……他们娓娓道来，使得我们不得不心向往之。然而大师毕竟不同于普通人，他们在学术和文化上出类拔萃的造诣，与他们在大学所受的熏陶有着莫大的关系。这是一点正是我们青少年所须注意的。
　　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说：“青年的思想愈被榜样的力量所激动，就愈会发出强烈的光辉。”而大师，正是青年人的榜样，跟着大师读大学，开拓非同一般的人生方向。

　　一九一六年春天，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他是清朝的翰林，后来弃官不做，到德国去留学。通德文，翻译了一些书。用“兼通新旧，融合中西”这个标准说，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吴汝纶所不能比拟的。辛亥前后，他也奔走革命。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孙中山让位后，蔡元培又担任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来北京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社会上无论哪个方面，都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来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了一个通告说：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全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他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其余两条，也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腐化现象而发的。参看上面所说的辜鸿铭的言论，就可知了。
　　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兄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屋里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办公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我坐在幔子外边等他。又陆陆续续来了些人，像是要开什么会的样子。最后，章士钊到了，他那时候年纪还比较轻，穿的也很讲究，风姿潇洒。他看见我，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蔡元培，因为他也不经常露面。一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旧学生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我们每人都拿出来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有一个久在北京教育界做事的留学生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的恭敬，说明大家真是佩服蔡先生。
　　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我有一个北大同学，在开封当了几十年中学校长。他对我说：“别人都说中学难办，学生不讲理，最难对付，我说这话不对。其实学生是最通情达理的。当校长的只要能请来好教师，能够满足学生求知识的欲望，他们就满意了。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他的这番话，确实是经验之谈。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个道，并不是那某一个人。在现在的大学里，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科学，就是技术，这都是应该尊重的。谁讲的好，谁就应该受尊重。再重复一句，所尊的是道，并不是人。在大动乱时期，人们把这句话误说为“师道尊严”，其实应该是说“师严道尊”。
　　张百熙、蔡元培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合集起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陈独秀到北大，专当学长，没有开课，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发表过什么演说，可以说没有同学生们正式见过面。只有一个故事，算是我们这一班同学同他有过接触。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师生在一起照了一个相，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独秀很随便，把脚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我们的班长孙本文给他送去一张，他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孙本文说：“这是你的脚。”这可以说明陈独秀的“气象”是豪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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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我的大学之永恒的记忆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 冯友兰 　003
我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候 / 季羡林　022
忆清华（节录）/ 梁实秋　039
我的老师沈从文 / 汪曾祺　056
泡茶馆 / 汪曾祺　076
跑警报 / 汪曾祺　087
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 / 朱光潜　097
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 胡适　104
我所知道的康桥 / 徐志摩　123
负笈西行/ 蒋梦麟　136
下篇  我的大学之永远的叮咛
论大学教育 / 冯友兰 　157
我的读书经验 / 冯友兰　162
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 / 胡适　167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 季羡林　175
谈考试 / 梁实秋　182
谈读书 / 朱光潜　186
北大的支路 / 周作人　193精彩书摘
灯下读书论 / 周作人　198
学生与社会 / 胡适 　204
智识的准备 / 胡适　211
怎样才能不受人惑？ / 胡适　223
大学毕业后的几条路 / 胡适　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