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基因》：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证据并没有给希波克拉底的遗传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亚里士多德由此得到的结论却影响深远：“为什么我们不直截了当地承认精液是用于形成血肉的，而它本身并非就是血肉？”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种认识直到两千多年以后还有科学家深信不疑，认为精子是具体而微小完整的人。亚里士多德不仅确认了遗传是具有物质基础的，同时，他还首次提出这样的概念：父母遗传给子女的并非是性状本身，而是能够发育出这些性状的因素。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因素就是遗传信息，而在当时，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形式因。亚里士多德的遗传学说认为只有精液才提供了形式因，遗传主要由雄性来决定。雌雄在遗传上的不平等是亚里士多德遗传学说的重大缺陷之一。
尽管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于遗传学的思考得出的结论很模糊，甚至有一些错误的结论，但是，他们对于遗传学的重大贡献不仅仅在于他们提出的这些遗传学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没有把生命看成神秘的现象，而把它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门可以研究的学科。
当进入中世纪，由于宗教的统治，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停滞了，遗传学也不例外。近代，第一次把基因是生物体遗传变异的物质基础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是达尔文。1868年，他提出了泛生论的假说。这一假说认为身体各个部分的细胞都能产生出特定的“芽体”，身体不同部位的“芽体”能够发展成为不同的器官，例如，来自于心脏的“芽体”今后就会发育成为心脏。这些“芽体”随血液循环汇集到生殖细胞，在以后的个体发育中决定后代的各种性状。他的这一观点，显然受到希波克拉底关于来自人体各个部分的“种子物质”通过体液带人生殖器官的遗传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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