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英烈狱中斗争/雨花英烈史料丛书》：
入狱前后
黄觉庵
1927年9月间，我进了上海大夏大学后不久，就加入了共青团。1928年3月，组织上调我到南京做团的工作。当我去团省委机关转关系时，团省委的同志见我没有用化名，就随便给我起了一个化名叫“黄一民”。那时，南京团市委书记由贺瑞麟担任，秦了君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王汇百是团城中区委书记，负责学校工作。
我们经常在浦口、浦镇开会。那年“五一”前夕，我们参加了市委在浦镇召开的纪念“红五月”大会，地点是在一个山上，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团市委书记贺瑞麟等参加了会议，中大许多同志也来参加了会议，大约有100人，山头上还放了哨。孙津川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讲“五一”的意义和当时的形势，动员大家搞武装斗争，作暴动准备。会议的空气非常热烈，大家喊口号，唱《国际歌》，很激动人心。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这天上午，中央大学的党团员在鸡鸣寺台城城墙上开支部会，主要内容是讨论支部下一步的工作。我记得王崇典、齐国庆、刘德超、王汇百、王澄、曹庸方[芳]夫妇等参加了支部会，我和史砚芬也参加了。史砚芬当时是团省委巡视员，到南京来检查工作的。
那天会后，我们各自分散走开，我和史砚芬、王汇百下了山，从中大的侧门进去。进校以后，我们发现有个穿黄军衣的人跟踪我们，我们就站在布告栏前观察动静，肯定这人是在跟踪我们后，就决定走出校门后分散开来。谁知刚出校门，这人就叫门警将我们遭[逮]捕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人叫龙俊，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在警察分局讯问我们时，他在场作过证。被捕后，史砚芬改名余晨华，并从衣袋里取出印有余晨华三个字的名片来。看来，他是作好了被捕的准备的。我说我叫黄彝铭，是中央大学学生，住在某某斋、多少号。彝铭这个名字，从被捕开始用到出狱时止，后来未再用过。
我们被捕后先押到警察分局，后又押到市警察局，当时我身上还有一张条子，是史砚芬早晨刚交给我的，上面是国民党军事技术学校的两个共青团员的组织关系，在押送途中，我乘敌人不注意，将条子嚼烂、吐到一个桥下的流水中去了。我们被关在看守所的三间号房内，史砚芬居中，我和王汇百在两边。当天晚上八九点钟，我们被分别提审。敌人吊打我，用皮带抽，也使用了一些欺骗利诱的办法。看守所是用旧木板搭的房子，墙壁上有几处宽缝，我和史砚芬互相讲述了被审的经过。我说我们是经王汇百介绍才初次认识的；我只对敌人讲我们聚会是商量怎样办一个文艺刊物。史砚芬说他对敌人讲，他是由常熟到南京来治病的。又说王汇百已经叛变，因为王1927年被捕过，有旧案，顶不住敌人的威逼，就供出我们为一般党团员。史砚芬对王进行了批评教育。我们商量了以后，决定进一步教育王汇百，稳定他的情绪，防止他再出卖其他同志。对于王汇百所供出的情况，我们决定坚决不承认，只说是准备参加一个文艺团体，商量搞文艺刊物。
当天下半夜，王汇百就被放了出去，从此我们再未见到过他。以后我们受审时，敌人用王汇百做例子，引诱我们变节，说不承认是共产党，将要杀头；只要帮他们做事，就没有生命危险，可以受优待。我们没有理他们。5月6日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窦昌熙被关进我住的号子里来。他告诉我，齐国庆、王崇典等一些中大同学被捕了。不久，我们被转到江苏省特别刑事法庭，这里关押了许多人，中大其他被捕的同志蒋玉珍、龙隐、刘德超、曹庸方[芳]和中学的章师培、钱懋猷等也关押在这儿。我们被提审时，是到距看守所二三里路的法庭上，我和史砚芬两个人戴一付手铐，一起提去，分别审讯。史砚芬被审了两次以后告诉我，他的案情复杂了，监狱里有人供出他参加过宜兴暴动，但在法庭上，他坚决否认。史砚芬是宜兴暴动时的副总指挥，我听他说有人供他参加过宜兴暴动，深深地为他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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