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逐日》：
看着采访父亲的笔录，我发现，那些年并不如同他感受的那么舒适和安宁。十岁那年的遭遇，对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就是灭顶的灾难。
“我十岁时，母亲得了大病，要死了，送去殡仪馆的慈善机构，那个机构是华人办的，当地无家可归的人、病重的人全去那里。我一个人伺候母亲，喂饭、买药、熬药。我母亲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之后，我们就住到伯父家里去了。”
一个十岁小孩，全凭一己之力，把病得躺在殡仪馆的收容所里等死的母亲抢救回来。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也是一个《悲惨世界》主人公式的凄惨遭遇。那么，其他的人都哪里去了呢？他母亲之前不是在四姨太家帮佣吗？父亲没有说过他母亲发病前的情形，合理的想象是，何清突发急病，病势凶猛，东家眼见她救不过来了，就把她送去殡仪馆收容所，让她在那里度过最后时光。只有那个十岁小男孩不放弃，他不能没有妈妈，他也不相信妈妈就这样死去，他不离不弃，奋战不休。
回首这段难以置信的往事，父亲心平气和，没有一丝世态炎凉的感叹和孤立无助的悲戚，隐约间，反而流露着做成一件大事的自得。
何清虽然起死回生，但是他们母子之后的日子貌似更加不堪。
何清痊愈后，母子俩没再回到四姨太家，而是离开了他们一直居住的怡保，迁移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海滨城市槟城。父亲没有说过这一变迁的缘由，我也没有问过。
奶奶何清在槟城还是给有钱人家帮佣，十岁的父亲则对这个更大的港口城市充满了快乐的好奇，他眼里的新环境是这样的：
“到了槟城，我母亲当佣人。母亲有一个朋友，是女的，在海边旅游地看厕所，那里有自来水，可以冲洗。进门一毛钱，给手纸，地很干净，都可以睡觉。”
父亲带着夸耀的口吻，明显地对新环境很满意。可以想象那时的场景：一个保姆的孩子，跟着母亲去拜访在当地居留的朋友，她们的社交场所，就是朋友工作的公用厕所，这个小孩没有觉得妈妈跟朋友在厕所见面聊天有什么不妥，因为这个厕所是他从未见过的洁净所在，远远超出了他经验中厕所的层级，以至于他觉得都能躺在厕所地上，再进一步推想，在这个收费厕所里，因为他们是管理人的朋友，很可能他和母亲上厕所都免费了。这让他对新环境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和自豪。
父亲的满意，也不全是小地方的穷孩子到了大城市后的眼花缭乱，还因为他进了更好的学校。
“我就读槟城的时中小学，地名叫爱情巷。我读了五、六两个年级，成绩很好。在我读过的学校，老师都非常器重我。”
成为他喜爱的新环境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孩子最高的快乐了。
2017年2月25日，我在马来半岛的骄阳下，找到了爱情巷，也找到了巷子里的时中小学。乳白色的两层西式建筑校舍，紧挨着巷子的一边，在阳光下明亮得耀眼。校门上“1929”四个阿拉伯数字，俯视着巷子里熙熙攘攘的游客。
爱情巷，是槟城的一个名片级别的旅游点，这所小学有八十八年历史，至今还是正规学校，为这条巷子平添了历史的积淀，也增加了旅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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