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可守定的地方，但任何文化，无论多么伟大的文化，都不会是纯粹的清洁。也许，就在他守定的最清洁处，稍加透视，便能映出遮盖不住的肮脏。
徐桐太师笃定传统的清洁处，昭昭在人耳目，虽稍嫌腐朽，自有价值。这一价值被当朝利用着，以为整个国家都笃定清洁的文化象征。他因此有上朝的资格，连慈禧太后都对他礼贤不止，一见他的面，便唤太监上前搀扶，以示荣宠和对传统的尊崇。如果徐桐懂得自己这特定的价值所在就好了：你不过是一座老宅子里摆设的一件古董，显示着这宅子的古色古香，其他，你微不足道。
然而，徐桐坚定地认为自己还有更多的价值，认定“修身、治国、平天下”决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主张，而是执政党的实际需求。老子既然道德修养第一，那么必定是治理国家的第一等人才，也必然是“老子天下第一”。这逻辑在徐桐大师的心里演绎了几十年，居然一直不成实际的逻辑，不禁牢骚大盛。
人们尊敬他，唤他“徐相”，他说，“当不成军机大臣，我这个大学士算什么真宰相！”
有一天，醉眼蒙咙，更透出深层心事：“大清要我这个掌院大学士，是要我培养人才的。可我培养了半天，你根本不用，我不是瞎忙吗？总有一天，我要当上军机大臣，不，要当上管部的军机大臣，专管吏部！”
心里存了妄念，道德便不再清洁。清朝大臣晋见，汉臣称“臣下”，满臣称“奴才”。清代大学士，只设四人，两汉两满，以示公允。但徐桐主动要求改变自己的汉籍为满籍，以在朝中，在太后面前，有称“奴才”的资格。以汉臣的身份而如此厚颜无耻地甘当奴才，在大清二百多年历史中，仅其一人！
然而，身份是“奴才”了，人家还是没把他当真正的奴才——自家人——看待，他还是个没有实权的大学士，不见有入主军机中枢的希望。这样，一直混到八十高龄，那希望已经更加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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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萧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