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男，1961年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著名战地记者，因采访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以及众多国际政治领袖人物而声名大震。也因其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而备受世人瞩目。他的文学作品素以“科学的态度，艺术的语言，讲人的故事”，对国际关系及世界战争史有着超越时空的深刻洞悉，同时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主要著作有《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重返巴格达》《我在美国当农民》《我的诺曼底》《我说》《一个人的远行》《黄河的联想》。

　　《我钻进了金字塔》是唐师曾于90年代末期在病床上完成的中东回忆录（作者在海湾战争中受到核辐射，罹患“再生障碍性贫血”）。1991-1993年底，唐师曾任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先后历访卡扎菲、拉宾、阿拉法特、曼德拉等军政首脑，并驾大吉普游历巴格达、金字塔、中东沙漠、苏伊士运河、耶路撒冷等地。《我钻进了金字塔》就是这些所见所闻集结成的文字。字里行间皆是对传奇人物风趣而独特的演绎，对祖先、历史、文明的探索与敬畏。本书累计销量已超50万册。

　　我拍制裁下的利比亚
　　早就听说利比亚是个不许随便拍照的国家，但想不到比我在海湾战争中经历的伊拉克更甚。我的一位朋友曾因身背相机在的黎波里街头倘徉而被勒令交出胶卷，理由是“尽管你现在没拍，可谁知道你刚才拍了什么”。为了防备美国、以色列入侵，的黎波里街头所有的交通路牌全涂上了白漆，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我们在安理会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抵达的黎波里，深感乌云压城的气氛。
　　清晨，我与润哥还有从突尼斯赶来的阿文记者小拱驱车赶赴的黎波里机场，采访空中封锁头一天的反应。为避免引起保安人员注意，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尼康F-3紧贴到肚皮上，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暗中偷拍了张机场外景。走进机场候机大厅，国际候机厅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显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亚航空公司飞往罗马、开罗、苏伊士的航班全被拦截。到问询处打听能否乘飞机回开罗，回答是：“要么坐船到马耳他转飞机，要么开车到突尼斯吉尔巴岛换船。”我发现一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呆坐在候机厅一角，便凑上前去搭讪，称赞孩子长得美。博得好感后，我端起装24毫米广角的尼康F-3连拍了两张。可还没等相机马达啸音散去，一只熊掌般的大手就抓住了我的左肩，连拉带拽地将我推进墙边的一扇小门，我只看到润哥和小拱两张扭曲的白脸一闪便消失在门口。
　　我被两个彪形大汉按在墙上，脖子上的相机已被夺去，任我拼命蹦跳挣扎，放声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国记者！”可就是无人理睬。我像条被钉在门板上的鳝鱼，明知反抗无用可还是不停地挣扎。直到过了一刻钟，一位西装男子走进来归还我相机，我才安静下来。相机完整无损，可里面的胶卷已被曝光。我被简明扼要地告知：“立即离开机场。”
　　返回我居住的中国大使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我的老板、新华社摄影部主任说过的一句话总在我耳边炸响：“永远别跟我解释为什么没拍到、为什么没拍好。我只问你要新华社传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记者小拱说利比亚新闻部要求摄影记者马上到海门饭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楼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废钢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头看时，断钢筋刺穿彪马运动鞋帮，直抵右脚腕，血流如注。我从摄影包上扯下一段胶布，先缠脚后缠鞋，单腿蹦着上了车，小拱问扎得怎么样，我硬挺着说没事。
　　急急忙忙赶到海门饭店，可什么人也没有。大堂里路透社小个子摄影记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发上，我问他是否拍了什么好照片，他说拍个屁。哈米是突尼斯人，说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他说我可以无偿使用他设在海门饭店1345房间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摄机场、海港和使馆区，可答复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朝我撇嘴、耸肩、瞪眼：“咱们干什么来了？”当他听说我昨天在机场被曝光后哈哈大笑：“把胶卷裁短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驶至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抻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他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3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内瑞拉使馆院内，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立即将我们的大奔驰围在核心，吓得我赶忙把相机夹在膝盖底下。10天前，当安理会通过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时，委内瑞拉碰巧是本届安理会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亚人，他们一把火烧了委内瑞拉使馆。
　　离开委内瑞拉使馆，眼前是雄伟的老王宫，我忍不住对准老王宫拍了一张，相机还没放下来，斜刺里冲出一辆奔驰280，一下子把我们的车别到路边，车里跳出两个穿军便装的大汉直扑过来。我挺紧张，准备随时交出相机，可王小立让我别动。只见他隔着车窗朝外面打手势，急得那两个军人犹如鱼缸外面的猫，围着我们连连打转，直到记下汽车的牌号，才说了声“OK”放我们走。
　　到孟加拉使馆送完文件，我们打算去买些点心，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死哪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要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专机在等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经一打方向盘跃上了去往机场的公路。我将信将疑地问：“卡扎菲上校会见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斩钉截铁：“大使还能涮你！”大奔驰闪烁着双蹦灯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门的啸音如同F-14战斗机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轰鸣。我说：“哥们儿，我身上的胶卷全是5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冲进静悄悄的机场大门，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守候在贵宾室门口的几位利比亚官员正向我们招手：“是中国使馆的吗？”我来不及回答，抱着摄影包紧跟着他们冲进贵宾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鸭子可来了，我总不能老扣着专机不让飞呀！”一架苏制安-24马达轰鸣着停在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这就是卡扎菲的座机。我们六人依次登上专机，想不到飞机上已有两位姑娘，一位金发碧眼，一位卷发黑皮肤。
　　坐在我对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发，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块铜钱大的刀疤，她身着紫色连衣裙，脚蹬坡跟黑皮鞋，不论问什么，只是报之以训练有素的友好笑颜。我让小拱用阿文问她能否拍照，她说“听真主的”，小拱解释说这等于婉言拒绝，并让我把相机装回包里，堆在行李上，因为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紧张”。我几次试探着将手伸向相机，但可恨的润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让我别因小失大。
　　我转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肤姑娘。从我的位置侧角度看过去，是一张标准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准，卷而奇长的睫毛，灰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弄不清有多少层眼皮，皓齿如编贝，白天鹅般长脖子上挂着条精细的项链。一身褪色的蓝月（Blue Moon）牌牛仔装，纤细的小手轻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发四处飘洒，几乎打到我脸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称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生，对农业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追根寻源问我中国三北防护林的长度、宽度，是复合林还是单一树种，是针叶还是阔叶，是灌木还是乔木……可望着她那紧绷绷、满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么也不信她是个女学生。我用右肘捣了一下润哥，“我敢打赌，她准是个女保缥。”说得他将信将疑。
　　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国借口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案轰炸利比亚、可事后调查此事与利比亚无关时，佳米拉拍案而起，“41个利比亚人白死了，美国凭什么？”话题又扯回农业：“我们渴望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国蔬菜在这儿长得特别好。”我问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国学农业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国把我的同学全赶回来了，英国也不会给签证，说我们全是恐怖分子！”我们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留学？”佳米拉两手一拍，“空中封锁，我去不了呀！”我打开笔记本，打算记下这段有趣的对话，可利比亚礼宾官示意我收起纸笔。
　　下午1点25分，我们的总统专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班加西机场。3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现在的机场静悄悄，唯有我们的小飞机蜻蜓般地滑跑。机场尽头树丛中，恍惚可见涂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苏-22雄赳赳地仰望长空。我们的总统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三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6人分乘三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疾驶。
　　我们被送进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级饭店住下，大堂内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达”彩卷。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浴室自来水龙头，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衣服痛快地洗了个澡。在此之前，我的头发被的黎波里的咸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犹如舔老咸菜一般。可是没等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禁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入，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
　　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M步枪的身影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他每天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蹚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
　　(图）1992年4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因洛克比空难案通过748号决议并制裁利比亚已达一周，卡扎菲神态自若在撒哈拉沙漠深处某秘密基地，接受我的独家采访。进入时我看到大门口用阿文写着“十月六日农场”。
　　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并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人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2米长、1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5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左面两米远处有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一位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彪形大汉，蹬伞兵靴，穿皮夹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他见我只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哪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5张”。
　　我哆哆嗦嗦地拍完这5张，倒退着退出大帐篷，蹲坐在地毯边缘，贪婪地注视着大帐内的卡扎菲上校。他真像一位沙漠君主，身体后仰，靠在棕色大皮沙发上，昂首挺胸，以至于在相机取景器中占大量面积的是他那骄傲的下巴和狮子般的鼻子。这种情况我只在1988年1月采访阿兰·德龙时遇到过，可阿兰·德龙霸道做作肤浅，带着一种演员特有的夸张的豪气。而卡扎菲上校昂首阔视却带有贝都因游牧部落自然的大漠气息。像恺撒大帝迷信红色一样，卡扎菲上校穿着一件大红的鳄鱼牌（LACOSTE）运动衣，外罩一件银灰色纱制阿拉伯长袍，袍的两襟镶了简朴的金边。伴随着缓慢的手势，上校时而英语、时而阿拉伯语侃侃而谈。在我眼中，卡扎菲上校是位受过良好教育，骨子里高贵儒雅、逻辑性强，能熟练运用阿文、英文表达自己政治意图的政治家，由于民族和地理特点，带着迷人的传奇色彩。凝视着他高昂的头和轮廓分明的嘴唇，我想起身披红色战袍的恺撒大帝正对侍从口授他的《高卢战记》。
　　不知不觉已过了45分钟，卡扎菲似乎注意到始终蹲坐在帐篷边缘、怀抱相机如痴如醉和他一样穿大红上衣的我。上校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并用英语说：“If you want you can take any pictures here.”（如果你想拍，你可以随意拍。）我像一束紧绷的弹簧一跃而起，其感觉类似大赦了的囚徒。
　　采访结束，我走上前用英语问卡扎菲上校能否与他合影，他宽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让我紧靠在他左边，我的右手与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紧紧握在一起。我就势掏出笔记本请上校为我签名，上校从桌上摸起一支大红“斑马”（ZEBRA）签字笔，挥洒出一片红色的阿文：“谨表敬意。穆阿迈尔·卡扎菲。”
　　他用左手将签名递给我，右手拍着我的肩膀用英语说：“你可以卖100万。”言罢又哈哈大笑，我亦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卡扎菲上校将我们送出帐篷，中午与我们同机而来的黑皮肤少女正和其他5位同样的黑皮肤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见我们走出来，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抢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张影。放眼四望，我在寻找另一位同机而来的金发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无所有。就在我们钻进大奔驰离去之际，我突然发现她正站在夕阳里，满头金发随着撒哈拉的狂风上下飞舞，还是那身褪色的牛仔套装，只是上衣脱去，露出柳腰间银光闪烁的手枪来。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万个不愿意地将相机塞回包里。
　　黄昏，我们的总统专机从班加西机场直冲蓝天。我平躺在专机唯一的一张沙发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这里的情景，耳边回荡着红袍恺撒的一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赢了！”窗外是波涛汹涌的锡尔特湾，远方，残阳如血。
　　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
　　1991年1月7日，在黑云压城的巴格达，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阿拉法特是举世唯一公开表示站在巴格达一方的政治家。当时，我才突然发现面前这位叱咤风云的中东名人身高竟然只有一米六，这与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课堂上得到的印象大相径庭。在此后的3年里，我作为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先后几十次为阿拉法特拍照，由近在咫尺到勾肩搭背，得意地看着美联社、路透社的摄影记者们朝阿拉法特大喊：“看这儿！阿拉法特！”
　　没有国土的元首
　　阿拉法特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土的国家元首，1929年出生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他的名字阿拉法特，就来源自耶路撒冷老城附近的一座山峰，原意为“神与吉祥”。我曾先后四次爬到该山山顶，体会耶路撒冷的神圣。
　　早年，阿拉法特之父由于从事反对英国殖民者和犹太人统治的活动远走开罗，从此阿拉法特一家不得不四处漂泊。阿拉法特四岁丧母，童年的诸多不幸养成他固执、坚韧的性格，崇尚武力。由于与生俱来的领导天赋，自少年时代起，阿拉法特就成为巴勒斯坦儿童的领袖人物。
　　从埃及开罗大学工程系毕业后，阿拉法特在科威特开设了自己的建筑承包办事处，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他拥有了七辆汽车和一座别墅。优越的物质生活无法使阿拉法特成为池中之物，他梦系魂牵的是故乡耶路撒冷那座与他同名的小山。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1958年，年仅29岁的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秘密建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法塔赫”。7年后，他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开始武力反抗以色列统治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革命由此爆发。
　　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由于“法塔赫”坚持以各种手段反抗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统治，阿拉法特被视为头号恐怖分子，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爆发后，为配合阿拉伯联军与以色列的正面作战，阿拉法特化名“阿布·奥马尔”，秘密潜回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领导地下抵抗运动。
　　阿拉法特的身高在人高马大的阿拉伯世界显得有些矮小。这位四处漂泊的政治家一年四季总穿一身墨绿色的军便装，上衣扎在军裤中，腰悬左轮手枪，系军用武装带。阿拉法特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对于十几年来签署的每一份文件记忆犹新。两年前，在开罗外交部与埃及外长穆萨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阿拉法特不假思索地向我背诵十多年前的联合国242号决议内容原文。在与阿拉法特的交往中，我觉得他是个感情外露又好激动的老头，干厚的大嘴唇微微凸起，持久地微笑着。在中东各国的国家元首中，阿拉法特是最乐于与摄影记者合作的一位，每次公开露面都有一大帮摄影师乱哄哄地摆布他，“看这边！阿拉法特！”“再握一次手！阿拉法特！”而阿拉法特总是宽厚地满足大家的要求，皱起大鼻子，半眯起眼睛，咧开厚嘴唇憨笑，使得整个面孔随之缩短。当他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暴行时，立即双睛凸起，脸部鼓得像一只充足气的皮球，伴随着怒吼，右手食指在空中乱舞。
　　阿拉法特总是头缠黑白方格或红白方格阿拉伯头巾，左耳露出，脖子上紧围着另一条同样图形的头巾，塞在军便装衣领里。阿拉法特的头巾围法与北非撒哈拉人、苏丹努比亚人、也门人、贝都因人及海湾各国的围法都不同。在非统国家首脑会议上，我与列席会议的阿拉法特再度相遇，这天他围的是条黑白相间的方格头巾。当我问起他与众不同的围法时，他严肃地解释：“这是我的风格，阿拉法特风格。”据说这种只露左耳的围法使头巾呈不规则的巴勒斯坦地图形状：“白格代表城区居民，红格代表沙漠中的贝都因人，黑格代表农民。”尽管阿拉法特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土的国家元首，而代表其国土的围巾却日夜顶在他的头上，这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有异曲同工之妙。
　　恐怖之鼻
　　当一些国家将阿拉法特称为恐怖活动的鼻祖时，经验丰富的阿拉法特却得意地为自己嗅觉灵敏的大鼻子得意。年轻时的阿拉法特的确用尽各种暴力手段打击以色列，因而以色列总理贝京将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PLO）称为“暗杀辛迪加”。以色列的另一位总理沙米尔干脆称阿拉法特为“心怀无穷仇恨的人，正在完成阿道夫·希特勒的未竟事业”。
　　不久前，一名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在《时代》周刊上承认至少有四次他完全有把握将阿拉法特置于死地，可出于各种原因，全让阿拉法特躲了过去。作为巴解主席的阿拉法特，几十年来一直是“摩萨德”刺杀的头号目标，可谓险象环生，阿拉法特总是凭借超人的第六感官，从敌人和内奸的枪弹毒药旁滑了过去，化险为夷。这还不算阿拉伯国家间同室操戈的兄弟内讧。
　　1969年初，一名被以色列“摩萨德”买通的巴勒斯坦人潜至阿拉法特身边，在阿拉法特的坐车上偷装了窃听器和微型脉冲雷达发射器，企图以此为以色列战斗轰炸机指引目标。可阿拉法特凭直觉及时发现了这个装置，使该阴谋破产。半年以后，在约旦“法赫德”游击队营地，阿拉法特指着办公室内一个写着“阿拉法特兄弟亲收”的邮包大喊：“这是一枚炸弹，我闻到了火药味儿！”就在卫兵奉命将包裹移出营地时，包裹炸得粉碎。
　　1971年，阿拉法特的坐车在叙以边境附近的巴勒斯坦营地遭伏击，司机中弹身亡，可阿拉法特却安然无恙。1973年，一架载有100多名乘客的利比亚客机被以色列击落，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原定搭乘此架飞机的阿拉法特因临时变更了飞行计划而幸免于难。
　　贝鲁特是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战场，孕育了全世界最能“忽悠”的战地记者。当地民居的墙壁上遍布弹洞。
　　1982年，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亲自率大军入侵黎巴嫩，把设有巴解总部的贝鲁特西区团团围住，将阿拉法特、阿布·吉哈德、阿布·马赞等人困在其中，轰炸两个半月，但阿拉法特再次逃脱，巴解总部从此迁往突尼斯。
　　1992年底，我奉命前往南黎巴嫩采访被以色列驱逐的415名巴勒斯坦难民时，曾拜谒贝鲁特西区巴解总部旧址，对阿拉法特在炮火轰击下安然无恙大惑不解。
　　巴解总部迁往突尼斯后，以色列仍未放弃从肉体上消灭阿拉法特的企图。1985年10月1日，经过周密计划的以色列空军长驱2400公里，突然袭击位于突尼斯城南郊的巴解总部，一举将巴解总部夷为平地，伤亡数十人。可阿拉法特当天因迟到15分钟而再次逢凶化吉。
　　自1982年以色列奇袭贝鲁特，阿拉法特便经常以车为家，他的十几辆不同牌号的防弹车日夜待命，随时准备行踪不定的阿拉法特突然行动。以色列情报部一再扬言，一旦活捉阿拉法特，就用直升机把他吊到约旦河两岸向巴勒斯坦人示众。为防止万一，阿拉法特与警卫约定，一旦有被生擒的危险，警卫即可开枪将他打死。
　　1993年12月初，我与新华社开罗分社首席记者刘顺驱车到埃及-以色列边境小城塔巴采访巴以和谈。在塔巴希尔顿饭店7层楼口，竟与阿拉法特的大保镖相遇，我和刘顺当时都以为阿拉法特秘密飞抵塔巴。大保镖将各国记者挡在楼下，只友好地将刘顺和我放进套房，独家采访了巴勒斯坦代表团首席代表沙斯。原来，阿拉法特并未到此，他只是本能地预见到危险，故将自己的大保镖借给沙斯担任贴身警卫，以保障巴以和谈安全举行。
　　1993年9月13日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签署以后，阿拉法特一跃成为各国情报机关关注的头号人物。现在，由于中东和谈的大量活动在恐怖活动猖獗的埃及举行，巴解、“摩萨德”、中央情报局和埃及内政部正竭尽全力保护谈判成员的安全，阿拉法特名列重点保护对象的榜首。
　　乘飞机最多的国家元首
　　阿拉法特素有开快车的嗜好，1969年1月他开车从安曼往巴格达看望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那天天降大雨，途中由于车速太快竟将警卫车远远抛在后面。阿拉法特至此还不满足，继续加速，乃至在超车时撞进一辆载重车的集装箱里，坐车车顶撕裂。20分钟后，赶上来的警卫才救出全身是血的阿拉法特，令人惊奇的是他仅仅手骨骨折。
　　阿拉法特更多的时光是在飞机上度过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土，阿拉法特不得不频繁地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成为举世公认的坐飞机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国家元首。阿拉法特曾对驻开罗的外国记者说：“飞机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坟墓。”
　　1992年4月7日晚，我正和一帮外国记者聚在利比亚驻开罗使馆门口催问签证，突然听到阿拉法特的飞机在利比亚上空骤然消失的消息。各国记者说法不一，纷纷赶回办公室发稿。利比亚领袖卡扎菲上校已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寻找阿拉法特”，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命令埃及空军配合利比亚行动。美国卫星、法国驻乍得的军队也都卷入寻找阿拉法特的行动之中。原来，阿拉法特于4月7日结束对苏丹的访问，乘一架有阿尔及利亚民航标记的“安-26”飞往利比亚萨拉地区，视察巴勒斯坦游击队营地。可刚进入利比亚上空，就遇到一场50年未见的特大沙暴，使阿拉法特的专机与地面无线电联络中断。
　　阿拉法特失踪的消息举世震惊，几百万巴勒斯坦人祈祷真主，正在秘密和谈的中东各方更为不安，担心巴以和谈夭折。
　　经过一天多的搜寻，美国侦察卫星最先发现了严重毁损的飞机。利比亚空军也在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确定了阿拉法特专机坠落的位置，但因沙漠风暴继续肆虐，机上人员仍生死不明。
　　阿拉法特从不事先向外界透露他动身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路线。他一向声称：“谁也不知道今晚我在哪里睡觉。我坐进汽车后才告诉司机去哪里，飞机驾驶员也只有在飞机升空后才被告知降落地点。”一夜之间，原本行踪不定的阿拉法特在撒哈拉沙漠罕见的风暴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拉法特飞抵利比亚萨拉地区上空时正值沙漠风暴以160公里的时速呼啸而至，他命令机组马上在附近的库夫拉军用机场紧急迫降，可在飞沙走石的情况下，空中能见度不足30米。机长穆罕默德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地面利比亚军方，请求地面协助，但强大的沙暴使无线电通讯蓦然中断，从此飞机杳无音信。
　　阿拉法特的专机被沙暴吹离库夫拉空军基地，燃料消耗殆尽、摇摇欲坠。经请示阿拉法特后，机长毅然决定不放起落架，用机腹在荒野上做软着陆。
　　阿拉法特的战友马上在飞机尾部搭起一个简易掩体，用衣服、枕头等缓冲物堆在阿拉法特周围。飞机迫降时机头扎进沙堆，机身断成三截，机首部分3名机组成员无人生还，5名随员重伤，可阿拉法特仅头部受轻伤还最先爬出飞机残骸，指挥抢救重伤员。之后，点燃火把，命令伤员将尿撒到瓶子中，以备缺水时用。阿拉法特再次从死神黑翼下滑过。
　　先有国后成家
　　阿拉法特被西方报刊描绘成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清教徒，生性羞怯、不擅与女人沟通，几次求婚遭拒绝后一蹶不振，还有人怀疑他是同性恋。
　　直到1991年秋，62岁的阿拉法特突然与年方28岁的苏哈·塔维尔小姐秘密结婚，举世皆惊。其实，阿拉法特在私生活上并非一个超人：“我是一个凡人，我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我将面临长期斗争，要求任何一位妇女与我共患难都是不公平的。”
　　苏哈小姐与阿拉法特都是耶路撒冷人，苏哈比阿拉法特年轻34岁。苏哈5岁时，阿拉法特已是当地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了。苏哈说：“难以置信的是我5岁时听说过的那人，最终成了我丈夫。”
　　苏哈1964年6月17日出生于耶路撒冷布尔吉苏坦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富有的家庭，父亲是银行家，母亲是记者，创建了巴勒斯坦通讯社。苏哈毕业于法国苏尔本大学，曾在法国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和语言、文明史博士学位。1984年，芳龄20的苏哈陪母亲前往约旦拜会阿拉法特，从此相识。此后，苏哈辞去巴黎的工作，担任阿拉法特私人通讯员、秘书和经济顾问。1988年，阿拉法特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他本人当选为总统。大功告成、年老思家的阿拉法特恰在此时开始考虑与年轻貌美、才华横溢的苏哈小姐结合，并终成眷属。
　　嫁给阿拉法特的苏哈不得不放弃许多自由，随时面对死亡，过着聚少离多动荡不安的生活。丈夫的姓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她当然为这个姓氏骄傲，但同时也是沉重的负担，未经安全人员许可，不得外出行动。阿拉法特太太既不能与新婚丈夫形影不离、共享蜜月的甜美，更无法尽主妇义务，为丈夫做一顿家常便饭。阿拉法特通常每天连续工作十几小时，而且浪迹天涯、萍踪不定，只有凌晨才能同太太单独待一会儿。新婚妻子苏哈抱怨“我总是担心他的安全，但他却什么都不怕”。阿拉法特则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想逃也逃不掉”。
　　年逾花甲、胡须花白的阿拉法特是位很温存的丈夫，对娇妻体贴入微，每次出访归来都不忘给太太带回纪念礼物。偶有闲暇，阿拉法特喜欢待在房中欣赏古典音乐，最喜欢《茶花女》和莫扎特的作品。擅长演讲的阿拉法特有时会声情并茂地给太太朗诵名著，整段整段地背诵戴高乐讲演中的名句：“法国虽然输掉一场战斗，但没有输掉战争。”
　　阿拉法特生活俭朴，不嗜烟酒，喜欢喝加蜂蜜的红茶。他还特别喜欢孩子，常说：“孩子是我们的生命，孩子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我们的政治。”
　　阿拉法特与苏哈的结合，使他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的心愿成为可能，可他们绝对想不到1995年夏天，苏哈在巴黎剖腹生下一个女婴后，她所住的医院就出现了恐怖炸弹，她眼看着嘴里含着橡皮奶头的小东西被裹在防弹背心里让保镖带走。阿拉法特夫妇给新生的小女儿取名萨赫，意为“希望”，希望她“生活在一个真正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那里能和以色列儿童一起安全地玩耍”。
　　1993年12月12日，按规定以色列应从加沙、杰里科撤军的前夕，我在埃及开罗总统府最后一次为阿拉法特拍照。由于直至撤军前夜，与以色列总理拉宾长达一整天的艰难会谈毫无进展，满面花白胡须的阿拉法特一脸倦容。我只记得他用阿语含混地宣布：“撤军将无限期推迟，再见！”透过取景器，65岁的阿拉法特更显苍老，但仍然昂首挺胸地消失在总统府门口。
　　7天后，我飞回北京，写完这段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的故事。此时，我缩在寒冷的北京蜗居之中，遥祝阿拉法特早日拥有统一完整的祖国。
　　从囚犯到总统
　　当今在任的国家元首中，从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获得如此广泛的最高荣誉，这位空前的伟人就是南非总统纳尔逊·罗利哈拉哈拉·曼德拉。迄今为止，他已是罗马、佛罗伦萨、阿伯丁、格拉斯哥等上百个城市的荣誉市民；当选为苏格兰、利兹、伦敦等数不清的大学联合会主席；大不列颠全国海员工会及无数个工会的荣誉会员；获得包括中国北京大学在内的英、法、美、德、古巴、津巴布韦等数十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学衔。世界各大洲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公园、广场……德国还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他是印度尼赫鲁奖、奥地利布鲁诺·克赖斯基人权奖、委内瑞拉西蒙·玻利瓦尔解放奖、苏联列宁国际和平奖、圭亚那最高荣誉奖、西班牙人权协会奖、德国不来梅团结奖、东德国际友谊之星奖、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古巴普拉·希龙奖、英联邦第三世界奖、美国肯尼迪人权奖乃至诺贝尔和平奖等众多大奖的拥有者。1963年他被判终生监禁走进监狱时，还是个健壮的男子；1990年走出监狱时已是71岁的古稀老人。斗志和毅力使他在有生之年看到理想实现，成为南非有史以来第一位自由民选的黑人总统。1993年11月，我终于有幸见到了这位伟人。
　　他本应成为大酋长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在南非特兰斯凯省乌姆塔塔一个滕布族酋长家里。他的曾祖父是当地著名的黑人部落首领，父亲是操科萨语的滕布人部落酋长，据说有皇族血统，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乌姆塔塔乡间，曼德拉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黄昏，曼德拉同村里的孩子围在篝火旁，听白发苍苍的部落长者讲述美丽浪漫的黑人历史，黑人英雄丁干、本巴塔、欣查等抗击外族的故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曼德拉在回忆童年时写道：“我对政治的兴趣是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述历史时产生的。我曾暗暗发誓，在生活给我的快乐中，将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将为我的人民获得自由而做出贡献。”
　　少年时代的曼德拉被母亲送到当地一所白人传教士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聪敏好学的曼德拉发现教科书中的非洲历史与黑人部落口头流传的历史大相径庭。放学后，曼德拉像其他黑人孩子一样帮助父母放羊、种地，黑人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给曼德拉很大教育。
　　从教会学校毕业后，曼德拉进入唯一一所肯招收黑人学生的黑尔堡大学攻读文科，由于父亲去世，滕布族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了他的监护人。黑尔堡大学有悠久的民主传统，曼德拉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大学三年级时，曼德拉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他的监护人达林戴波大酋长强令他接受校方条件重返学校，可曼德拉断然拒绝。大酋长又提出让曼德拉娶妻成家，回乡继承酋长职位，处理部落政务，曼德拉再次拒绝，并宣布放弃自己的酋长继承权，毅然离家出走，只身前往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工业城市，沉浸在现代工业文明的气氛之中，曼德拉先在一家金矿当警卫，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拳击手。在这里，曼德拉结识了“非国大”领导人西苏鲁和奥利弗·坦博，随之加入“非国大”。
　　“民族之矛”总司令
　　“非国大”成立于1912年，全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唯一跨种族的政党。它在团结各部族联合维护非洲人利益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始终不肯越过“温和、合法”的界限。曼德拉加入“非国大”后，一面函授修完文学、法学课程，一面与西苏鲁、坦博合作，于1944年在“非国大”内建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任全国书记和全国主席。在青年联盟推动下，“非国大”于1949年通过反对白人统治、争取民族自决的政治纲领，决定以群众运动反对白人种族统治。
　　1952年，针对南非国民党上台后颁布的“集团住区法”“人口登记法”，曼德拉组织了全国性的“蔑视运动”，这是南非历史上首次有组织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群众运动，曼德拉任运动总指挥。曼德拉的指挥才能令非洲政治家们敬畏，同时吓坏了南非政府。成群结队的有组织的有色人罢工罢市，强行进入仅供白人使用的商店、邮局、车站、住宅区等公共场所。这场运动持续了4个月，蔓延到全国，给白人政府以沉重打击。南非当局下禁令不许曼德拉参加政治活动，可他因指挥“蔑视运动”有功而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
　　在此后的几年里，曼德拉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坚持用合法手段反对南非政府，总结积累斗争经验。
　　“蔑视运动”使“非国大”威望猛增，成员从7000人发展到10万人。针对这一情况，曼德拉制定了以其名字第一个字母命名的“M计划”，着手在基层建立严密的街道小组，再逐级组成城镇领导机构，接受“非国大”中央执委会领导，使“非国大”组织日趋严密。
　　1960年3月21日，警察开枪镇压沙佩维尔反对通行证法的示威群众，打死69人，伤180多人。继而宣布紧急状态法，取缔“非国大”。由于事先已有“M计划”，非国大及时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曼德拉开始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亲自担任总司令。他隐蔽在一个白人朋友家中钻研克劳塞维茨、利德尔·哈特、毛泽东和格瓦拉的军事理论，选择了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破坏战略”。
　　1961年12月16日，为纪念祖鲁人抗击布尔人入侵的“丁干日”，曼德拉的“民族之矛”在德班、伊丽莎白港和约翰内斯堡同时行动，袭击政府机构和变电站，公开进行游击战。
　　为获得国际支持，曼德拉多次秘密访问英国，还会见了尼雷尔、布尔吉巴、本·贝拉、海尔·塞拉西等非洲国家领导人，并在安哥拉接受军训，成为令南非当局坐立不安的“黑色的烦恼”。1962年8月5日，由于叛徒出卖，扮成司机的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秘密被捕。同天，世界正瞩目于好莱坞艳星玛丽莲·梦露的玉殒。
　　1962年10月，被捕的曼德拉在法庭辩护时，喊出了被压迫者的心声：“种族隔离制度是不道德、不公正、不能容忍的。我们的良心激励我们抗议它、反对它、努力改变它。”虽然他从此身陷囹圄长达27年，但他一直在监狱里以精神领导着南非黑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斗争。
　　“无期徒刑再加5年”的铁面人
　　他的监狱身份卡简单明了：“纳尔逊·曼德拉。466-64号，破坏罪，1962年11月7日起无期徒刑再加5年。”
　　在好望角外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与世隔绝的罗本岛监狱里囚禁着这位当代“铁面人”。身材魁梧的曼德拉的单人牢房仅有4平方米，没有床也没有桌椅，只有一席草垫和两条毯子。直到1973年曼德拉生病后，狱方才发给他一张床，但没有床单和枕头，一日三餐吃的是玉米粥和杂粮。每天早7点到下午4点，曼德拉与其他囚犯一起挖土修路、开采石灰岩，从事奴役性劳动，四周是鞭打、凌辱和警犬，风雨无阻。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体质日益虚弱，体重下降了50磅。南非当局企图以长期囚禁和苦役消磨曼德拉的意志。
　　曼德拉每天3点半就起床，先锻炼身体2个小时，继而开始学习。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其他囚犯，促成改善政治犯待遇。他通过函授在狱中修完伦敦大学法律专业课程，又开始学习经济和商业专业课程。曼德拉通过博览群书了解外部世界，积蓄力量。为能看懂官方的南非荷兰文报纸，曼德拉开始自学南非荷兰文。由于曼德拉广泛接触囚犯，讲述人生哲理，传播反种族主义思想，囚禁曼德拉的罗本岛监狱成了“曼德拉大学”。
　　曼德拉在狱中坚持不懈地斗争，争取到听广播、读报、洗热水澡等多项权利。南非当局担心这会影响其他囚犯，秘密将他转移到开普敦波勒斯摩尔中央监狱。在这里，曼德拉拒绝以流放和放弃武装斗争为条件的释放出狱，“在他们给我们以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之前，不得不继续武装斗争。”他严正指出：“自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在监狱中，我对白人的仇恨减少了，但对制度的仇恨却增加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几十年后曼德拉恢复自由之后，决不向仇敌或曾经折磨他的人报复，极富宽容雅量和道德勇气。
　　1985年1月，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前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首席顾问达什获准访问这位已经与世隔绝了23年的伟人。达什写道：“他身材修长，仪表堂堂，看上去不像66岁。自制合体的咔叽衣裤，没穿囚服。平静、自信、具有威严的举止绝不像一个游击队员或激进理论家，而像一位国家元首。”
　　此时曼德拉的处境进一步改善。凌晨3点，曼德拉开始做操、举重、俯卧撑、跳绳和长跑，然后淋浴、浏览报刊、听新闻广播。早饭后看电视节目《早安，南非》，继而是处理来往信件。共有十几名士兵看守着曼德拉，其中三名几乎与他寸步不离。
　　辛酸的夫妻
　　曼德拉结过两次婚，早已离婚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这位妻子现在与曼德拉唯一的儿子在老家特兰斯凯开杂货店度日，女儿梅基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第二位妻子就是著名的温妮，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泽妮嫁给了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的第58个儿子，小女儿津妮成了作家，现在美国。
　　早在1956年，还在念中学的22岁的温妮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曼德拉，当即被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律师所吸引。当接到曼德拉请她去吃午饭的邀请时，竟激动得“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曼德拉经常请温妮吃麻辣的印度饭，拉她到体育馆去看他如何锻炼得大汗淋漓，由此拉开奇特的爱情序幕。
　　1958年6月，正受“叛国罪”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可保释候审只有4天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一半，曼德拉就赶回法庭受审。由于曼德拉的政治活动被判非法，从此新娘温妮只有待午夜窗户上神圣的叩打声出现，才能与新郎柔情一番。
　　一天，温妮为家里那辆因老掉牙而趴窝的破车发愁，当天就来了个穿蓝工装、戴宽边帽的修理工。修理工命令温妮上车，直开进一家汽车修理厂，温妮这时才认出这个化装成修理工的大个子竟是曼德拉。曼德拉帮温妮卖掉破车又买了辆新车，才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公共汽车站里。
　　1962年曼德拉被判入狱时，温妮刚怀上小女儿津妮。温妮总是每月千里迢迢赶赴罗本岛，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按指定的路线乘船渡海，只为能隔着装了厚玻璃的铁窗看一眼憔悴的丈夫。
　　狱中的曼德拉每天都抚摩身边的温妮照片，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婚姻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互相爱恋，而且在于相互间的永恒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摧不垮的，即使在危险关头也始终如一……我真想在你身边，把你抱在膝上……”
　　直到22年后，南非当局才允许曼德拉夫妇直接接触，“这22年中我们甚至没碰过彼此的手”。当这对夫妻拥抱在一起时，连狱警也表示剥夺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男人拥抱妻子和孩子的权利22年之久是可恶之极的。
　　获释出狱劳燕分飞
　　1990年2月11日16时15分，南非开普敦维克托·沃斯特监狱大门打开，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在警车和直升机护送下走出牢门。年已71岁的曼德拉须发斑白，与夫人温妮手拉手向群众挥手致意。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记者会集于此，报道曼德拉出狱。据南非报纸称，第一张曼德拉出狱的照片当即以数百万美元的高价被美国人买走。
　　曼德拉两位妻子养育的一子三女已经长大成人并为他生了12个孙子孙女，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清晨，温妮为她年迈的丈夫挑选合适的衬衫和领带，摆好不含胆固醇的早餐，盯着他服完药，敦促他到院子里会见客人。温妮结婚31年后才首次经历这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她表示：“我对这种状况很不习惯。”比她大18岁的曼德拉“甚至不能洗涮一下他喝水的杯子，在监狱里人们从不让他做这类事”。
　　温妮嫁给曼德拉时还是个年仅22岁的幼稚的女学生。在婚后的31年里，她独自一人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并坚持探视狱中的曼德拉。南非政府不断地对她拘留、监禁、流放，温妮住在无水无电漏雨的草棚中，吃未熟的米粥、带泥的萝卜，孑然一身面壁而坐。久而久之，她产生了被遗弃的感觉，养成了酗酒的毛病。一次，她在屋内换衣服，一名警察闯进屋来，暴怒的温妮一跃而起扑将上去，将警察打翻在地，几乎扭断了警察的脖子。
　　温妮把自己当作曼德拉的替身、“非国大”理所当然的接班人，时而表现出独断专行的作风，令“非国大”领导人十分不满。9年的流放生活使她养成好斗的习惯，这与曼德拉“不反对白人，只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温和政策格格不入。温妮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是一个以街头流浪者为主体的冲锋队，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温妮本人经常威胁当地少年加入她的组织，否则就将他们干掉。
　　1988年12月，温妮手下的人干掉了与她政见不和的斯通比，司法当局在调查臭名昭著的“斯通比案”中发现温妮本人也卷入了这场丑闻。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温妮有牵连。这使曼德拉十分尴尬，愤然命令温妮立即解散“曼德拉俱乐部”，可温妮置若罔闻。
　　曼德拉考虑到多年的独居生活和南非政府的持续迫害给温妮生理心理造成的创伤，企图以宽容抚慰温妮，让她担任“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长。可温妮我行我素，酗酒闹事，公然与一个29岁的情人同行同止。曼德拉在忍无可忍之后，断然撤销了温妮的部长职务，并与其分居。他对报界宣布：“鉴于我们的分歧，最好的抉择是分居。但我对她的爱决不减弱，我希望诸位理解我正在受的痛苦。”
　　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
　　在南非，家喻户晓的曼德拉是最受欢迎的黑人领袖，他的声望犹如他受囚禁的岁月一样令人肃然。索韦托“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对公众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把南非各个组织的黑人团结起来，这个人只能是纳尔逊·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曼德拉是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政府必须把他作为黑人领袖对待。”
　　出狱的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威望取代年老多病的坦博，负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他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与开明的德克勒克政府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并赢得南非最大部落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的合作。曼德拉成了名副其实的南非2600万黑人的领袖，其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主张得到其他种族的理解和支持。
　　1993年夏，曼德拉列席在开罗举行的非统国家首脑会议，一时成为大会的核心人物。当身着黑色西装、雪白衬衫，系花格领带的曼德拉气宇轩昂地缓缓走入会场时，尽管他走路时大腿略显不适，但腰板挺直，形象特别高大。当时，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迎这位领导人。这是南非代表首次被非统组织接受的象征。当时，我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有幸一睹他的风采。曼德拉是非洲贵族与英国贵族风格的混合物，教会教育使他言谈像个英国绅士，衣着风格也是英国式的。祖上的皇族血统使人觉得他举止自尊自信甚至傲慢。曼德拉身高约在一米八以上，头发花白，步态和缓潇洒，怎么看也不像75岁的古稀老人。尽管当时他参加竞选总统尚无结果，可其优雅的绅士风度、敏锐的思维、略带伦敦口音的英语表达，使他的政治魅力超过了在场的任何一位国家元首而成为众多记者捕捉的目标。
　　一位中年女秘书始终不离他的左右，礼貌但坚定不移地把围拢上来的各国记者控制在一定距离之外，以免这帮全身披挂、鲁莽好动的家伙碰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曼德拉优雅地坐到代表席上，只有极少数入“Pool”（Pool：池子。按国际通行惯例，在重大采访中，因记者太多而实行的特殊采访权制度。一般由主管当局和记者协商推举国际著名新闻单位或资深记者享有特殊采访权，代表全体记者采访，所得采访素材全体记者共享。获得特殊采访权的记者称Pool。）的摄影记者获准进入会场，我亦有幸混迹其中，紧跟在曼德拉四周。我右侧的WTN（Worldwide Television News）记者法鲁克一上来就朝曼德拉大喊：“您想您能当选南非总统吗？”直震得我右耳暂时失聪。
　　也许因为我是当时在场的唯一的黄面孔记者，曼德拉对我这张以众多白脸为背景的黄脸格外客气，频频朝汗出如浆的我点头微笑。
　　“Pool”采访结束，趁与曼德拉合影留念之机，我破坏摄影记者不得提问的惯例，向这位为自由而身陷囹圄27年之久的斗士表示敬意。我低声告诉曼德拉，我是中国记者，正在写一篇有关他传奇的小文。这位目光炯炯的慈祥长者和善地望着我，“无论我们对谁怀有多大的敬意，都不要把他写成天使。因为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
　　铸剑为犁的拉宾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尔法”式运输机冒着海湾战争的炮火在本古里安机场着陆。这是我头一次跳上这块神秘的国土，当时以色列尚未与中国建交。我径直爬到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顶层的阳台上，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人。入夜，我跟着一帮胆大妄为的西方记者守在楼顶上等“飞毛腿”，喝威士忌，数遍古今的各国英雄。美国CBS摄影师海古德总是津津乐道地称赞以色列总长伊扎克·拉宾，仿佛他是圣乔治。可当时我对以色列的全部知识仅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东战争全史》和一张以色列地图。想不到在此后的3年里，我数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与这位大名鼎鼎的拉宾将军有关。
　　重回权力巅峰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采访以色列大选。历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国工人起义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而我则在这天连人带车都被扣在加沙与阿什克隆间的沙漠里，整整两车以色列国防军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军区的一位中校还执着地要与我打赌，是沙米尔赢还是拉宾赢，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沙米尔，可中校说我准输。
　　好在弄清楚我的种种苦衷之后，押送我的军警宪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报》还为我的莽撞登了条特写：“250名外国记者来以采访大选，31岁的中国记者让南方军区跳了起来。”
　　次日凌晨，当我从耶路撒冷驱车60公里赶至特拉维夫哈美利兹投票站时，只拍到瘦小枯干但总精神抖擞的沙米尔，而工党领袖拉宾则在几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发动汽车，可《以色列之声》的记者偏举着个话筒横在我那因闯边界被传媒炒得火热的大吉普前，问我昨天是否遭到军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会影响中以关系。我一面挂挡、松离合器，一面歪着脖子告诉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国。”想不到这段由吉普马达伴奏的采访在电台播出时，竟被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书录了下来，林大使夸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1992年6月24日，以色列大选初步揭晓，工党遥遥领先于利库德集团。工党领袖拉宾得知自己获胜后，在特拉维夫工党集会上向自己的支持者致意。
　　待我驾大吉普风驰电掣赶到投票站时，只见拉宾正躬身钻进一辆破旧的“沃尔沃”绝尘而去，至此，我追拍拉宾大选投票的任务就这么不体面地以失败告终。
　　好在当晚以色列工党在丹·特拉维夫饭店工党总部集会助选，我还有机会再睹这位拉宾将军的风采。从黄昏等到午夜，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兴奋的工党党员还在等待大选的统计结果。直到有人宣布工党以12席之差击败对手利库德集团后，姗姗而来的拉宾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内端详拉宾这张比关公还红的大脸。他还是“六日战争”中那种躬身向右前方微倾的习惯姿势，只是黄军裤换成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暗条纹西装，给人一种羞羞答答的错觉，可一开口，浑厚吵哑的男低音立即将刚才的羞赧之气一扫而光，颤抖的语音浸透了工党饱尝15年在野党的辛酸和大选胜利的激动。拉宾的讲话一再被震天的欢呼声和工党党歌打断，他一一感谢支持他的同事和选民，直到有人齐呼“佩雷斯”时，他才想起这位与他素有芥蒂而又风雨同舟的同事。
　　4天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希尔顿饭店多功能厅正式庆祝工党获胜，还是那辆老掉牙的“沃尔沃”轿车，还是那身黑西服。这位由突击队员、野战排长升至以军总长、驻美大使及内阁总理（1974-1977年）的老者，终于重新回到权力的顶峰。面对记者围剿，这位鹤发童颜、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谈，一双深邃的蓝眼睛似乎永远带着一丝忧伤。
　　……

第四版序（唐师曾）
唐老鸭，高手也（张中行）
法老的符咒（唐师曾）
我见到了（卡扎菲）
“非法入境”的前前后后
我所知道的阿拉法特
我钻进了金字塔
哭泣的骆驼
从囚犯到总统
在天安门城楼挥过手的人
我的外国记者朋友
流入梦中的苏伊士
铸剑为犁的拉宾
梦系魂牵阿拉曼
四进巴格达
埃及地震亲历记
我看到了神光
我的耶路撒冷
我爱我妻
“长城-金字塔”在召唤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用生命写成的书（任幼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