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书房

作者简介

<div>　　　李大斌，陕西省安康市人，中共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杂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协、书协会员。安康市文联委员。安康市杂文学会会长。安康市秦南文社社长、安康市兴安书画院院长、安康《家园》杂志主编。安康日报社主任编辑。出版有散文、杂文、文学评论等著作四本，编著五本。</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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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1965：耀邦早春行》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披露1965年2月6日至2月14日胡耀邦同志亲赴陕西安康七县调查研究时鲜为人知的史实。其时，胡耀邦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而安康为极“左”路线的重灾区。他一路风尘仆仆，马不停蹄，所到之处，深入干部、群众之中，倾听他们的意见，为干部、群众打气、加油，纠正过火行为，大胆地平反了“四清”运动以来的许多冤假错案，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平平常常、当年却需要极大勇气的诸如解放思想、发展经济、尊重知识、向前看等观点，给安康带去了一股春风。作者以第一手丰富饱满的资料，运用文学纪实的笔法，客观、忠实、细腻地还原了胡耀邦安康之行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历史画面，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胡耀邦的个人魅力与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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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div>　　胡耀邦是一个随时随地了解民间疾苦的人，这可视作他多年职业革命生涯中早已溶入血液中的一种品格。他问刘师傅安康人的生活怎样，问刘师傅家里几口人，问单位的生意好不好。要求刘师傅一是一，二是二，不准说不实在的话。</div><div>　　刘师傅如实向省上领导说："单位里的生意不好，社会上正时兴反投机倒把，农民不准进城，城里人本来就不多，而理发铺子不少，他们的红旗理发店少有人理发。单位已按劳计酬，生意不好做。"</div><div>　　对话一来一去，胡耀邦通过与刘师傅的交谈了解到了真实的民生。</div><div>　　接着，胡耀邦又到鼓楼街的汉江浴池去洗澡。</div><div>　　那时的浴池并没有现在的雅室单间，而是一池热水，浴者都在其中温搓泡洗。全城就一两个浴池，浴者蜂拥，没有官民贫富之区别。</div><div>　　那时的浴池有几个服务员专事搓背、按摩服务。有一位年岁大的服务员给胡耀邦搓背。胡耀邦与其攀谈起来。</div><div>　　"一月多少口粮？"</div><div>　　"二十五斤半。"</div><div>　　"还有其他的吗？"</div><div>　　"没有。"</div><div>　　"够吃吗？"</div><div>　　那服务员知道这是省上的一个领导，不敢轻易说话，只是嘿嘿地笑。</div><div>　　再问。</div><div>　　那人大着胆子说："真不够吃。"</div><div>　　这夜，胡耀邦还找来一本《安康县志》，他要了解了解安康的历史，为明天的讲话找些根据。他有个习惯，每到一地，尽可能地找来县志翻翻。知古才能晓今。翻读县志，他以为这是了解一个地方历史和现状的捷径。</div><div>　　2月12日上午，胡耀邦来到安康县正在召开的全县扩大干部会上。会场设在当时安康最耀眼的位于安悦街中段的安康电影院。</div><div>　　他进到电影院，院内800席位座无虚席，院外也到处是人，有一种水泄不通之感。干部们多么渴望见一下这位省委书记，多么想多知道一些中央的政策、精神呀！见会议的规模不小，胡耀邦说："我们昨天晚上8点钟才从平利回来。今天你们县委的同志还没有汇报，就开这么大的会吗？你们的会开了几天啊？"</div><div>　　县长崔锦议回答："今天是第五天。"</div><div>　　"你们县有多少个公社？"</div><div>　　"93个。"</div><div>　　"都到了没有？"</div><div>　　"还缺几个。有的人有病没有来。"</div><div>　　"有病就找人代替嘛。书记不是在搞社教嘛，还有其他什么组织委员嘛，财粮干部也都可以来嘛。……全县多少人口呀？"</div><div>　　"53万人。"</div><div>　　"53万人，是专区最大的一个县了，第二是旬阳，第三是紫阳。53万人，93个公社，有区没有哇？"</div><div>　　"有11个区。"</div><div>　　"多少个大队、生产队呀？"</div><div>　　"1200多个大队，6480个生产队。"</div><div>　　胡耀邦又问在场的人："为什么叫安康呀？安康是怎么来的？白河有个白水河，旬阳有个旬河，宁陕没有弄清楚，汉阴，是汉水之阴，平利也没有弄清楚。安康为什么叫安康？"这番话是一种自言自语，又有一种请教的口气。</div><div>　　县委书记郭毅答道："安康，是因为过去西渡口有个石头，叫安康石。大概是宋朝的时候吧，是过去的人安的名。安康人希望在这个地方能享安康。"</div><div>　　胡耀邦问："你们看过县志没有？"</div><div>　　胡耀邦这一问，在座的干部怔了一怔，没有及时反应过来。他们不知道胡耀邦已经翻阅过《安康县志》，已经大略了解了安康的历史。</div><div>　　刘文彬接上道："过去叫金州，这个地方出金子，后来又叫兴安府。"</div><div>　　胡耀邦问："农业人口多少？"</div><div>　　崔锦议答："48万多。"</div><div>　　"去年粮食多少？"</div><div>　　"1亿7600万。"</div><div>　　"前年多少？"</div><div>　　"2亿1000万。"</div><div>　　胡耀邦概算道："减少3400万斤，百分之十六点多。今年搞多少？"</div><div>　　"准备两亿四，争取两亿六。"</div><div>　　胡耀邦立即来了兴趣："你们搞到两亿六，不是达到解放后最高水平了。有把握没有？有哪个公社增了产啊？"</div><div>　　崔锦议说："关庙区忠义公社去年增了产。"</div><div>　　胡耀邦问："忠义公社党委书记来了没有？"</div><div>　　忠义公社党委书记唐章荣站起来："来了。"</div><div>　　胡耀邦问唐章荣："你们公社增产多少？"</div><div>　　唐章荣答："10万斤。"</div><div>　　"你叫什么名字？"胡耀邦问。</div><div>　　"唐章荣。"</div><div>　　"噢，唐朝的唐，文章的章，光荣的荣，那你就光荣嘛！你要做个报告：为什么人家减了产，你增产？有什么特殊条件吗？"</div><div>　　郭毅回答："地不好，就是些黄土梁。"</div><div>　　崔锦议补充道："他们主要是抓红苕，旱变水，扩大稻田。"</div><div>　　胡耀邦问："忠义公社的事迹登报了没有？"他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视典型的引导作用。</div><div>　　韦明海答："安康报上登过。"</div><div>　　胡耀邦对着唐章荣问："唐章荣同志，哪里人啦？"</div><div>　　"当地人。"唐章荣回应。</div><div>　　"你当党委书记多少年啦？"</div><div>　　"11年。"</div><div>　　胡耀邦环视会场一周："其他92个公社，还有增产的没有？"</div><div>　　崔锦议赶忙回答："有，还有恒口千工公社。"</div><div>　　胡耀邦马上问："千工公社也是增了产的，千工公社书记呢？"</div><div>　　千工公社书记未到。崔锦议让恒口区委书记佘德坤来回答。</div><div>　　佘德坤坐在电影院中间，他站起来回答："千工公社原来的书记是刘日明，现在留党察看，工作调开了。"</div><div>　　胡耀邦与佘德坤开始了下边的对话--</div><div>　　"为什么留党察看？"</div><div>　　"工作上有错误。"</div><div>　　"犯什么错误？"</div><div>　　"包庇坏人。"</div><div>　　"包庇什么坏人？"</div><div>　　"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胡代勋，原来是云西大队党支部书记。"</div><div>　　"第二个错误呢？"</div><div>　　"生活特殊化。"</div><div>　　"特殊化，特殊到什么程度？"</div><div>　　"吃小灶饭，搞社教时另起灶，拿小口径步枪打鸟。"</div><div>　　"在工作时间打鸟，还是在休息时间打鸟？"</div><div>　　"有的在工作时间，有的在休息时间，主要是在六二年前后。"</div><div>　　"主要是在六二年的时候，这是过去的事了。'闲来无事江边走'。你们看过《打渔杀家》了没有？有这么一句话，叫'闲来无事江边走'。汾河湾打雁。这里不是有黄鸭吗？叫汉江湾里打黄鸭。该不该留党察看呀？"</div><div>　　"留党察看重了。"</div><div>　　"留党察看重了，就减轻嘛！可以单独起伙。"</div><div>　　城关镇党委书记李化南插话道："刘日明还有胃病。"</div><div>　　胡耀邦感到有必要把单独起伙和过艰苦生活向同志们讲个透彻。他说："有胃病的同志单独吃饭，也可以嘛。没有胃病的人，在吃饭问题上也是可以商量的。好的可以吃，坏的也可以吃；好生活可以过，艰苦生活也可以过。我这个人15年都没过艰苦生活了，因为我当了官了，大大小小也是个中央委员嘛！也有过两年过了一下艰苦生活的经历。五九年我搞过一个礼拜，顿顿吃红苕馒头，那个东西才不好吃哟。开始吃那么一顿、两顿，还甜甜的，越吃越不是味道了。队上的青年团支书问我，好吃不好吃？我说不好吃。还是要讲老实话！那个东西就是不好吃。还吃了两顿榆树叶子，那个东西也不好吃哟。五九、六○年有些地方确实困难，在山东徐建春家住了五天，在河南也搞了五天，顿顿吃红苕窝窝头，吃了吐，一股鸡屎味。"</div><div>　　胡耀邦在这样的大会上说红苕不好吃，是要有一种勇气的。</div><div>　　那时粮店供应的粮食，粗粮多而细粮少。五斤红苕抵一斤细粮，顿顿吃红苕，把嘴都吃歪了也不敢说话的。那时粮店的牌子上往往有一段毛主席语录："红苕很好吃，我很爱吃。"胡耀邦此语一出，会场有人悄悄地发笑。</div><div>　　胡耀邦继续讲道："说起吃饭问题，我的意见，好的也行，孬的也行，艰苦的生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过一过。玩哩，不能玩得太多了，太多了是不好的。前几年有些同志跳舞，跳到通宵，打麻将也打到通宵，打扑克也打得很久。我们讲：你是工作第一呢，还是玩第一？太多了就不对，这叫蜕化变质。礼拜六、礼拜天，玩半天也可以嘛。平常休息也可以玩，玩两个小时，散散步。孔夫子都会唱歌弹琴。玩，不叫玩，叫劳逸结合嘛。他还有什么错误啊？"</div><div>　　佘德坤答："包庇坏人。"</div><div>　　胡耀邦一听，感到有探讨探讨的必要了："什么叫坏人？究竟是叫包庇，还是叫自由主义？对别人的错误不批评、不教育。主席不是有个《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吗？'二十三条'中不是有一句话叫'用人不当，检查不力'？包庇坏人不要搞得太宽了。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包庇坏人成了政治问题。所以，这个同志究竟是什么错误，叫检查不力，用人不当，还是叫包庇坏人？"</div><div>　　胡耀邦半诙谐、半幽默、半调侃地对崔锦议说："你这个县长不是包庇了很多坏人吗？有民主人士、国民党军官，噢，这叫统战工作。这个可能处分重了，不要紧，处分重了，改过来嘛。哪里有保证不犯错误的人呢？我来陕西后，处理问题不恰当也有好几次。我们各级党委，都要养成这个风气，处理问题不恰当，就马上改过来，这个不要紧。刘日明缺点是有的，批评一下可以调换到另一个公社去，调换一下工作，两方面都方便。这个同志还当党委书记行不行啦？还当党委书记，他是不是会翘尾巴呢？同志们，翘尾巴不要紧，你有办法压他的尾巴嘛！这是我的意见，不是决定，要说我的决定，那就违反了四大民主。对留党察看的改变，是不是翻案呀？什么叫翻案，处理不恰当嘛！不叫翻案。是不是叫纠偏？同志们，我们不用这个名词。错了就改嘛，这叫实事求是。你说纠偏就纠偏，我们不用这个名词。毛主席不是说'有错必纠'吗？我们要提高政治觉悟，不要抠名词。毛主席讲了一个笑话，讽刺一个书呆子。什么叫跳？什么叫跃？单脚为跃，并足为跳。有那么个秀才，下乡遇到一条沟，他就问一个老乡，'喂，老乡，怎么过去呀？'老乡说，'你跳过去嘛！'他就并起双足，往前一跳，好家伙，跳到沟里去了，搞了一身泥巴。农民把他扶起来，他就问，'看么，你叫我跳哩，我没跳过去，掉到沟里了。'农民说，'我叫你一只脚跨过去，你怎么搞的，两只脚并起来往过蹦呢！'他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哩！书上说的，单足为跃，双足为跳，你叫我跃过去，不是就对了吗？'"胡耀邦把这个讽刺教条主义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同志们，好多事情大家都弄了多少年了，都有经验的。什么叫纠偏？什么叫修改不恰当的处分？有些同志学了那个秀才，弄不清楚了。历史上挖苦生搬硬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故事多得很。今天可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在那里玩弄名词，脱离实际。"</div><div>　　故事讲完，故事背后的道理也讲了出来。胡耀邦指着唐章荣说："你做个报告好不好，你增了产，增产10万斤。你去年的总产量是多少？"</div><div>　　"304万。"</div><div>　　"前年多少？"</div><div>　　"294万。"</div><div>　　"增产10万斤，百分之三多一点，你这个公社搞得不错，过去怎么样？"</div><div>　　"是从前年翻起来的。"</div><div>　　胡耀邦对着台下的干部职工说："他（指唐章荣）的办法不多，不搞烦琐哲学，只抓两条，这个好。'二十三条'中讲，不搞烦琐哲学。区长讲话，一条、二条、三条、四条、七条、八条、十条。陕北话叫概不了。意思是懂不了，吃不透的意思。解放军有个故事：一个新战士，高小毕业，问他们的指导员：指导员啦，什么叫干部？什么叫战士？指导员讲，这个问题嘛，我也讲不清，我光知道：干部就是干，战士就要战。我看这个话讲得好。同志们啦，解放军是不搞烦琐哲学的。干部不干，战士不战，那还能行吗？唐章荣同志抓住两条他就增产，这个方法对头，不搞烦琐哲学。你们全县搞两亿六，假使各个公社都抓关键，两条，三条，我觉得两亿六可以超过。做个报告嘛，拿起来就讲，我希望你把前三年不好的也讲一讲，三年前有缺点，没有把工作搞好，这么交代两句，不是更能说服人吗？"</div><div>　　胡耀邦又问唐章荣："你今年搞多少？"</div><div>　　"准备搞440万斤。"</div><div>　　"比去年增加136万斤，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你们好多人口？"</div><div>　　"7500人。"</div><div>　　"一个人平均600斤。公购粮多少啊？"</div><div>　　"40万斤。"</div><div>　　"除40万斤外，每人还有400斤。你们多少耕地啊？"</div><div>　　"15000亩。"</div><div>　　"你那里田土好不好？"</div><div>　　"不好，我们准备再变500亩新田。"</div><div>　　胡耀邦是善于用数字说话的。在记忆上胡耀邦有过人的天赋，他能听属下一遍汇报，记住若干数字，且换算能力极强。"昨天，我做了一个检讨，前几天的讲话抽象的多，典型抓得太少，就是要抓住一个麻雀不放。来来来，我们具体算一算。"胡耀邦伸开指头，算起了忠义公社的粮食账："全年440万斤，比去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五。每个公社都要算这么一笔账。去年全县一亿七，今年两亿四，全县也是增产百分之四十多。唐同志呀，你要提高警惕。去年你是个标兵，我的意见，要讲这个标兵。今年谁是标兵？秋后再看。今后每年要树标兵。我看，明天的会好开，你们要选几个去年增产的公社，选几个增产的大队，让他们做报告，我们向他们学习。县委的同志、区委的同志、公社的同志向他们学习，不要搞什么烦琐哲学，不要枯燥无味的东西，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我的意见就是说，要把标兵搞出来，选那么两三个公社党委书记，选几个支部书记，叫他们做报告，全县学习。只搞那么几条，不要搞多了。搞多了人们会说：去年来了个'双十条'（指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制定的关于做好社教准备的"前十条"和"后十条"），就有点晕头转向；今年又来了'二十三条'，这么多条！他越学越悲观：'我这一辈子不行了，马列主义搞不到了。'我说：'你就告诉他嘛，你就是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啊，我还是活的呀'，这就大胆了。</div><div>　　"我说，究竟你们下一个会怎么个开法子？开活会，我的意见就是选几个公社、大队，请他们登台讲，然后县委讲话就好讲了。还是分两段开，一小段把文件学一学，如果还是讲不清，秋后再讲。我的意见是，后天就登台，你们开几天会？"</div><div>　　崔锦议答："七至十天。"</div><div>　　胡耀邦有点惊讶了："七至十天，长不长啊？"他并没有批评崔锦议，而是以商量的口吻开导着："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会开长了，生产队的同志要说他们的腿肿，罚苦工。七八天行不行呀？前几年解放军学文化课，工农出身的战士，钻不进去，感到很苦恼，有的人一上课就往厕所里钻。同志们，这是个群众路线问题，不要小看这些问题，开会开长了，开久了，他苦了，把他吓住了，二回再不来了，要照顾这个问题。七八天行不行啦？提早散会，心情舒畅，不要希望一次会把问题都解决了。一次讲完，下次讲什么呢？你们对我的要求也不要太高了，胡书记讲话了，系统的呀，彻底的呀，解决了问题呀。同志们，一次讲完了，秋天我来讲什么呢？支部书记登台演说，不是一举两得吗？抓了典型，也培养了接班人。明天讲不讲哩？我的意见，先请唐书记讲。我们跑了六天，抓典型不够，也有缺点，因此，一个人要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讲什么呢？他讲两条，就搞了10万斤。我不是也讲了两条嘛。"</div><div>　　他觉得安康的问题仍然是对人的解放问题，还得从这个问题入手，才能把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胡耀邦问："你们开除了多少人啦？"</div><div>　　崔锦议答："33人。"</div><div>　　胡耀邦不无幽默地说道："33人，一个排呀，从汉阴算起，该是第四排了。你们抓了几个干部呀？"</div><div>　　崔锦议道："9个干部，2名工人。"</div><div>　　胡耀邦说："这方面问题我不做调查了，类型大致差不多，不外乎是平利的张明元啦，汉阴的胡世禹啦--你们准备怎么办呀？"</div><div>　　他翻阅县上给他提供的"双开"名单。</div><div>　　他边看边说："马汉祺，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div><div>　　下边有人回答："是反革命。"</div><div>　　胡耀邦问道："什么时候的反革命呀？解放后表现好不好哇？毛主席讲了，历史问题看现在。国民党留下了几百万国民党员、几百万三青团员，是不是查出一个，开除一个呢？不！历史问题必须看现在，不看现在，几百万人怎么办？历史问题看现在，这是我们党历来的政策。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我和教师有过那么几天关系。我搞了几年青年团的工作，知道教师与我们的青少年的关系。过去神牌子上不是写着'天地君亲师'吗？我们现在却随便把老师当你们安康的萝卜，五分钱一斤，一筐子一筐子的不算数哇。当然，我们现在不再叫什么'天地君亲师'了，那是封建的，我们叫革命的知识分子。只要是革命的，我们就欢迎。现在还反对共产党的人要注意，假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还仇视，我是不赞成当教员的。"</div><div>　　翻到一个叫谢毅臻的名字，胡耀邦说："谢毅臻，贪污7万多，这么多的钱，弄啥呀！搞清楚了没有？"</div><div>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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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964年12月、1965年1月间。西安。</div><div>人人自危的时刻，胡耀邦果断做出“三个暂停、六个不查”的决定；生产一片凋敝，他提出全力以赴把生产搞上去。他要还陕西一个清明的政治，大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他大异于人的讲话和踔厉风发的举措，犹如声声春雷，震响三秦大地。</div><div><br />1965年2月6日、7日。宁陕。</div><div>在秦岭深处，目睹“大跃进”时期遗留下来的一排房子闲置着不让人住，群众却住在不远处的草房甚至岩洞里，胡耀邦说：“世界上竟有这样荒唐的事情！”</div><div>7日早上，胡耀邦从县公安局局长的眼皮下“失踪”了，他遛到东河河边去私访。一位农村妇女用布半露半盖着卖菜，见了胡耀邦避躲不及。那妇女怕被发现，晚上要在生产队挨批斗。胡耀邦给这位妇女壮胆：“不要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又对一位背柴进城来的老人说：“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div><div><br />1965年2月7日。石泉。</div><div>“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犯错误的人，只要承认错误，要给出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在石泉，有人不同意他对干部的处理意见，胡耀邦这样说。</div><div>了解到石泉乡党委书记平均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时，胡耀邦显然有点激动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未必党委书记30块钱也万岁。”</div><div><br />1965年2月8日。汉阴。</div><div>“我们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两个耳朵就是要兼听，听两方面的意见。”</div><div>“今天发表意见的只有八九个人，讨论得不仔细。下去以后，你们自己讨论，不要马上投我的票。”</div><div>“从今年开始，不要着急，不要喊口号，不要说苦干三天改变面貌，苦干一冬改变面貌，这些都不行，不要重复过去的教训。要一步一个脚印，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地干！”</div><div>“我再活十年可以看你们出成绩，看你们怎样领导汉阴19万人民在经济上翻身。翻不了，什么名字都是可以起的：吃干饭的。”</div><div>“讨论政治问题，就是讨论为人民服务问题。政治问题要争论，争论就要争论为人民服务，多做些工作。”</div><div>胡耀邦到城关镇西北村柑橘园场去参加劳动。苏大娘围着他的小轿车看稀奇。他请大娘坐进车，让司机拉着在公路上兜了一回风。</div><div><br />1965年2月8日。汉江上。</div><div>当了解到汉江梯级开发已有规划时，胡耀邦说：“真的开发了，安康就富了。”</div><div>当听到汇报全区公路情况的同志没到过西万公路的另一端万源时，胡耀邦有些愠怒了：“你们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公路部门的同志有机会要去那里了解了解情况。”</div><div>“你那个水库能容纳多少立方水？你知道一亩稻田从插秧到收稻谷要消耗多少立方水?你那个水轮泵的扬程多高，半径有多大？”那干部却回答不上来。“一亩田从种到收要耗水666方。你说的那个水库容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不停机地抽水也不够两万亩田的用水量。当领导的要研究问题，要学科学知识，不然就会让有的人把你蒙了，你办的工程就成了劳民伤财的工程。”</div><div><br />1965年2月8日。旬阳。</div><div>面对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限制农民把土特产销向湖北的事，胡耀邦发了少见的脾气：“这是蠢！死官僚！反党中央！……中央讲商业渠道，我们有的同志却反对中央讲的商业渠道。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了。不想到国家，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么荒唐！”发脾气的事，后来成为胡耀邦的一条罪状。</div><div>几件没有任何关联的师生恋被传为有组织、有预谋的青年教师流氓案。对此，胡耀邦说：“我们自己文化不行，外地来了人，我们又不注意，发生了问题，我们又要抓人。这个问题，要做进一步研究。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少？老师，我看没有多少权。我这是说公道话，因此，你们要对这项工作更加谨慎。”</div><div><br />1965年2月9日、10日。白河。</div><div>胡耀邦来到会场，看到会场设有主席台，他立即要求撤掉，桌子围成圆形，以拉近同与会人员的距离。</div><div>听说胡耀邦来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人不少。后面的人看不到讲话人的身影，纷纷站在凳子上瞭望。胡耀邦见势，一跃而上站到自己坐的木凳上讲话，满足了后排同志们要看看讲话人的愿望。</div><div>“我们有些同志只看到眼前的三尺布证、二十五斤半粮，要回去搞单干。我们共产党人至少要远看五年、十年，我们不能只看到眼前，要向前看。”</div><div>面对前来找他反映情况的妇女，他当下掏出一盒纸烟，倒出几支烟，拆开烟盒，拿起笔写了两行字。那位妇女拿着这张巴掌大的纸找到公社书记，解决了口粮供应和户口问题。</div><div><br />1965年2月11日。平利。</div><div>去城外一个大队了解生产情况，胡耀邦对耕牛询问得特别详细：“能耙田犁地的有多少？老弱病残的有多少？”陪同的人不便介绍胡耀邦的身份。农民说：“这人恐怕是个贩牛的吧？”</div><div>去会场做报告，随行的一位秘书夹着胡耀邦的大衣先入会场，人们使劲鼓掌，以为是书记来了。那人越摆手让停住，大家越是鼓掌不休，以为是胡耀邦谦虚。直到县委书记陪着胡耀邦进场，做了介绍，大家才又一次热烈地鼓起掌来。</div><div>“黄河、长江，还有你们这里的汉江，都是往东流的，河水都往前看。河水打一次转转就往前进了，你们老是打一圈五八年，再打一个转转还是五八年。……历史是前进的，事物是发展的，要立足现在，面向将来，经常向前看。”</div><div><br />1965年2月12日。安康。</div><div>他让生产搞得好的基层干部上台讲话，说“他们其实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发言权”。</div><div>“顿顿吃红苕馒头，那个东西才不好吃哟。开始吃那么一顿、两顿，还甜甜的，越吃越不是味道了。队上的青年团支书问我，好吃不好吃？我说不好吃。还吃了两顿榆树叶子，那个东西也不好吃哟。”</div><div>“生产搞不好，叫什么大好形势；生产搞不好，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div><div>“困难时期不要卡死。困难，卡死；卡死，困难。越卡越困难，越困难越卡死，这叫恶性循环！为什么要卡呢？放开嘛！放开，就是在自由市场上收税嘛，打击那些真正的投机倒把，主要还是为了互通有无，发展经济。农民的互通有无，什么时候都得有。”</div><div>“同志们，二十五斤半怎么够吃啊！你允许少量红苕上市，不就对了嘛。所以，我讲，在灾荒下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一点儿，卡得太死，对人民不利，对生产不利。”</div><div>大型现代汉剧《梅刀新传》，演出将近两个小时，胡耀邦一直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剧作者党永庵局促地坐在胡耀邦的身旁，听着他伴随剧情发展而不时发出的或爽朗或低浅的笑声。当然，胡耀邦有时也陷入一种不易觉察的深思之中。党永庵多想得到他哪怕一句对剧本的评价，但他始终愉快地看戏，没有发表观感。</div><div><br />1965年2月13日。安康。</div><div>他向台下一看，见不少干部掏出钢笔、笔记本，一副记录他讲话的架势。这在不少领导干部看来是求之不得的情景。而他却发话了：“不要记，又听又记的，不嫌麻烦。”台下的干部感到不适应了。这胡书记和别的领导干部的风格确实不一样。</div><div>“汉剧《梅刀新传》有些地方不太适合。头两句就是投机倒把，香油一斤半。农民种自留地，多余的吃不了，有的要换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卖了香油买弯刀。一斤半香油不能叫投机倒把。”</div><div>“所有把生产搞得好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都是好干部。生产搞不好，你叫什么好干部啊？哪里有这个道理！叫‘好干部，赖生产’，‘孬生产，好干部’，哪有这个道理？！我不相信这一条！”</div><div>一方面免去了安康地区的棉花征购任务，一方面又鼓励安康农民多种棉花，为农民种棉花找出路、算细账。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div><div>免去安康地区的棉花征购任务，后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div><div>“在省上、中央，我不能充老资格。到了安康，我有两个可以充老：第一，是老革命，先后搞了35年。在座的搞35年的寥寥无几，鄙人就算一个。第二，五十大寿。有胃病、有痔疮，牙齿掉了五个。成绩不大，身体不好，悲观不悲观？可我还想搞三个五年计划。三五一十五，那时我才65岁；要搞四个五年计划就是70岁。人活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那时我就呜呼哀哉，重新参加地下党了。”</div><div><br />1965年2月14日。安康。石泉。</div><div>公元1965年2月14日，这一天注定成为胡耀邦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安康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被后来的人们不断提起的一个重要日子。这天凌晨，胡耀邦在安康草成并发出《电话通讯》。《电话通讯》的核心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它是继1月22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治陕施政纲领“解放思想、解放人”后的又一个施政纲领。</div><div>《电话通讯》发出才三天，胡耀邦便受到西北局领导人的责难。说它否定一期社教成绩，说可能引起翻案风……胡耀邦自此陷入无穷无尽的批斗之中。《电话通讯》成为胡耀邦“文革”前走向低谷的导火索。</div><div>现在看来，《电话通讯》是一份真正的马列主义文献。我国新时期全面改革的许多观点和提法，已在其中露出端倪。</div><div><br />1965年3月7日晚。西安人民大厦。</div><div>是晚，胡耀邦在西安人民大厦看望安康籍的岚皋知青王建元，鼓励他谦虚谨慎，好好干。知他患有关节炎，拨给1000元专款治疗。</div><div>西北局抓住《电话通讯》不放，“批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置胡耀邦于死地而后快的阵势。西北局、陕西省委一共召开了13次批判胡耀邦的会议。胡耀邦在会上检讨了6次都未过关。批判会上，罗列胡耀邦的错误有四五条之多，要把胡耀邦朝“右倾路线”上推。</div><div>胡耀邦对速记员郭步越交心：“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div><div><br />1965年9月。安康。</div><div>遵照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指示，1965年9月，安康开始对胡耀邦进行专题批判。</div><div>“走路、吃饭，都不要议论”，“单单片片要注意自行销毁”。透过这文字不多的“会议保密制度”，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如临大敌的场景。</div><div>历史的烟云已经散尽，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档案材料洞若观火地看看昔日批判的残酷，或做一番长吁短叹，或一览有些人看风使舵的劣根性、落井下石的“本领”、黑白颠倒的手段，亦可看出不少智者的斗争技巧、浊世中的人性光辉。</div><div>当批斗会转入肃清“习仲勋反党集团”“罪恶影响”的时候，有人提出胡耀邦和赵守一是两个坏人勾结在一起，是“高、彭、习反党集团”的人。当时的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站出来说：“不能把‘高、彭、习’的问题和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扯在一起，这是很不妥当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正是由于韦明海的发言，一锤定音，才没有把胡耀邦推向“高、彭、习反党集团”行列。</div><div><br />1985年3月。北京。</div><div>安康籍的新华社记者万武义，写出了《被干部们遗忘的穷困角落——陕西汉阴县太平村见闻》等关于安康地区的四个调查材料，发表于新华社内参。</div><div>胡耀邦在1985年3月24日阅后批示：“安康地区的问题，省委应切实摸清情况和提出主张。”</div><div>习仲勋于3月26日批示：“据知，陕南不止这一个‘穷困角落’，希望派人下去好好摸一下，力争今年内改变这种情况。”</div><div><br />1985年10月。商洛。</div><div>1985年10月，胡耀邦从河南伏牛山一直调研到陕西商洛，离安康一步之遥，却没有跨入安康。他向曾两度到安康采访的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了解安康情况，心系安康人民。</div><div>1989年4月。安康。</div><div>这位思想情感如同清澈的泉水般纯净透亮，对什么事情的爱与憎、对什么问题的是与非，都有着鲜明的态度而毫不含糊的人，遽然辞世了。这在安康人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悲痛。查彩岭哭了三天，说：“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div><div>人们在《安康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赞颂胡耀邦安康之行解民倒悬的事，称赞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div><div><br />附录</div><div>在中南海会见胡德平</div><div>郭步越采访记</div><div>本书主要采访对象和提供线索者</div><div>参阅资料</div><div>跋</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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