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情怀》：
东汉的严植之，有着极为清高的个人操守。自己辅佐的人获罪，别人都怕受牵连，避之唯恐不及，只有他挺身而出帮助发丧。路上遇人病人膏肓，别人都怕被误解惹麻烦，只有他连病人姓名都不问，就将人带回家中去救治。严植之的所作所为需要极大的勇气。萧子良是南朝最著名的慈善家。他曾因笃信佛教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议，但在助人济困方面，他恰恰将佛教徒的慈悲襟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谁有了困难，都可以来找他；百姓受灾，他便拿出自己的钱，大力施救；有人贫病无告，他就在自己家后面加盖一排房子，免费收留并医治他们。这些善行，一部分是出于他的责任，更多的则是源于扶危济困的信仰。辛公义看到当地百姓因害怕疾病传染而放弃患病的亲人，就把病人都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日夜和病人待在一起，从而证明疾病并没有传染性。然后再责百姓以孝悌之义，最终使得当地民风日益淳朴。此类善行不断涌现，表明古代的贤士大夫从来都是把行善当成人生准则的，所谓“兼济天下”，除做官要尽做官的责任，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以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在百姓身处困境时造福百姓。
为了更好地劝善，封建社会里，人们常常宣扬“善有善报”“福泽子孙”这样的宿命论思想。比如《齐东野语·朱氏阴德》中就记载，朱承逸救人、帮别人偿还债务的那一年，朱家刚好添丁增户有了朱服，朱服日后官至中书舍人，而其他子孙也有所成就，让朱氏一门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此类因果报应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对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阴德也好，因果报应也好，当然是种迷信思想，不值得相信，但是善言善行确实能够改变人的气质，影响人的思想，进而成为影响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有祖辈言传身教，子孙后代出现几个小有成就的名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修身济民是知识分子的自觉行为，积德求福是民间行善的强大助力。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读书人乐于行善，民间百姓也同样认可善行，社会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行善为荣、以助人为乐的良好之风。特别是每当盛世，天下太平而无战乱之时，民间就会出现大量的善人善举。范蠡作为古代商人的杰出代表，善于致富，更善于“散财”，堪称古代富商扶危济困的第一人。隋朝的李士谦和唐朝的宋清也都是这样的富人。特别是药商宋清经营药材助人不求回报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追求商业利益与承担社会责任两者可以兼顾。宋清高价收购良药，平价卖出，看似利润微薄，可是当他占领了市场，赢得了口碑之后，医生就成了他忠实的伙伴，患者就成了他最佳的宣传渠道，他的生意自然也就越做越大。对病人来说，买药是来救命的，付得起药费的人可以得到好药，治好了病自然会感激他；付不起药费的人在他这里也能通过赊欠得到好药，自然更加感激他。在他眼里，善心是第一位的，而这恰恰也是医药行业的社会责任所在。从这点上来看，宋清的所作所为对当代社会来说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与上述这些人相比，郑板桥的善行则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特征。一方面，他的行善还是基于宗族的亲疏关系。在考中进士后，他嘱咐弟弟，把薪俸尽散给家族里的穷亲戚和过去的老朋友；向最重要的人表示关心之后，如果还有剩余，再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另一方面，他对于施惠者与受惠者在人格上的平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己与没考中进士的老朋友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自己比较幸运。谈到佃农时，他又说“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从这两处都可以看得出，在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心中，已经开始有了人格平等的意识。他的善行绝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充满了对受惠者的尊重。互相尊重与人格平等这一点，正是现代慈善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的行善传统除民间的个人行为之外，还有着鲜明的自上而下的特征。从西周到晚清，中央政府在从事慈善事业上一直没有缺位。每当大灾来临，从京城到地方，各级政府都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还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一种平抑米价的机构，米价贱时收米，米价贵时平价卖出。历朝历代也都有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大户施粥的传统。汉代“文景之治”时期如此，到北魏孝文帝时期更是如此。宋代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峰，从朝廷到民间，都出现了大量慈善机构。崇宁五年（1106），北宋中央政府诏令在全国推行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政府又命“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在士绅中间则义庄，最典型的当属范仲淹在苏州创建的“范氏义庄”。范仲淹早年生活艰苦，和改嫁的母亲相依为命。或许跟幼年时的这一段经历有关，他在晚年创立了义庄，庇护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其流离失所、迁徙他乡。范氏义庄的规矩详尽，从钱物的发放，到对仓房、田地的管理，对管理者的监督等，都有具体详尽的规定。这一义举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范氏后人一直严守祖训，使得义庄前后延续八百多年。范氏义庄可谓开启了古代慈善的一个新时代，很快就成为各地官绅争相效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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