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传播》：
德国的格雷布内尔（1877—1934）和奥地利的施密特（1868—1954）创立了很有影响的文化传播学派，提出了“文化圈”理论。他们认为整个人类的文化是由少数几个中心地区产生，然后向外扩散，形成不同的文化圈而构成。尽管这种理论一直存在争论，但“文化圈”这一概念还是不断地被人们使用。
最早提出“汉文化圈”的是日本学者藤堂明保（1915—1985），他于1971年发表了《汉字及其文化圈》，提出“汉字文化圈”理论，并研究其形成过程。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汪德迈出版了《新汉文化圈》，他划定的“汉文化圈”包括中国及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
较早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的是著名史学家朱云影。朱先生是江西浮梁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首任主任。朱先生认为，尽管东南亚许多国家，如缅甸、泰国、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曾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但与朝、日、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有很大不同。所以，朱先生认为，缅、泰等国不应列入“中国文化圈”，真正的“中国文化圈”应当是“中朝日越”。其《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即是在此理论支撑下研究“中国文化圈”的力作。
中国文化对朝、日、越的影响
据朱云影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对朝、日、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政治、产业、风俗、宗教等六个大的方面。这里摘要叙述如下。
1．中国学术对朝、日、越的影响
中国学术对朝、日、越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史学、经学、文学、科学等方面都有所反映。
史学。中国的史官制度给朝、日、越树立了先例，使它们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记录；中国富有变化的史体，启发了朝、日、越史学的发展途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以及政书、实录等史体都很完备；“春秋”褒贬劝诫、以垂训借鉴为历史第一义的书写原则，引导朝、日、越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之“善”的追求超越了对历史之“真”的追求；“春秋”“别内外”的精神，唤醒了朝、日、越各国的民族意识，激发、促进了朝、日、越各国迎头赶上的内驱力。
经学。经学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发展和延续有极其紧密的关系，对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极大。小到个人修养、家族共处的方法，大到国家天下长治久安的道理，以及各种社会规范，经学无所不包。当朝、日、越各国还处在原始的无组织状态时，中国经学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套社会秩序，所以很容易在那里生根、发展，从而逐渐奠定了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文学。由于朝、日、越各国自制文字较晚，汉字成了朝、日、越古代自觉选取的通用文字，所以汉文一直是朝、日、越各国古代文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可以说，朝、日、越各国的古代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模仿；诗文派别的消长也和中国诗文派别的消长关系紧密。由于汉文学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朝、日、越各国的主流文学，所以虽然后来各国都产生了自制文字的文学，但对汉文学的写作依然有很大的兴趣。
科学。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辈出，京房、虞喜、张衡、李淳风、郭守敬等，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天象记录和完备的历法，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企及。朝、日、越各国古代的天文知识，绝大部分都是从中国传播而来，他们一向采用中国历，如《宣明历》，日本用了八百余年，朝鲜用了五百年。中国古代的算经如《周髀》《九章》和算盘，先后传人了朝、日、越各国。在西医传人之前，朝、日、越各国基本上用中医治病。
2．中国思想对朝、日、越的影响
中国古代各种思想极其丰富，对朝、日、越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一些政治思想，对各国影响尤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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