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庆的小学是在成都郊区一家劳改工厂的子弟校上的。当时姨夫和姨妈都是厂里的管教干事。工厂关着两千多号犯有各种罪的大大小小的劳改犯，小偷、骗子、流氓、恶霸、刑满释放人员、反革命等等。据说他们当中也有好些都只是犯过一些小偷小摸就被送来劳教的。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举国上下一片灰暗，因为几毛钱、几两粮票便从此失去了自由的人不知有多少。钱国庆班里的同学就有好几个是劳改犯的子弟。尽管老师见天地强调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只要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就是新中国的接班人云云。然而，劳改犯的孩子终归是劳改犯的孩子，他们与管教干部的子弟们同窗，所受的歧视和不公也不可能因为他们“热爱”什么或“不热爱”什么而有丝毫的改变。时下无论干什么都得让人填个表，无论什么表都少不了一项“家庭出身”，其实就是问你父母是干嘛的。这是个大人、孩子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或地主或富农或贫农或工人或农民或干部或军人或教师或市民或别的什么，劳改犯的孩子就得填上“劳改犯”。出身的好坏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冷暖祸福。
钱国庆在班里一直有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劳改犯的子弟，叫胡安川。从小学到中学，钱国庆跟胡安川始终保持着牢固的友谊。这在当时让很多同龄人，甚至是老师和家长都无法理解。
胡安川的父母都是劳改犯，其父亲胡雪秋，曾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母亲柳安美是解放前四川一个大地主家的女儿，他们的罪名都是现行反革命。胡雪秋在劳改期间拒不认罪，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后来是在工厂的禁闭室被人活活打死的。据说他临死前还在唱着（《国际歌》，其猖狂和顽固的程度简直让人不可思议。钱国庆之所以能够跟胡安川成为好伙伴，除了他同情弱者的天性，更主要的还是胡安川本身具有一种让他着迷的成熟和坚韧的魅力。作为反革命加劳改犯的后代，胡安川从小饱受欺辱和打骂，可他从来没有过乞求和眼泪。每当他被人无缘无故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总是独自偷偷跑到学校外面的一条小河边，用河水洗净血污，以免回家被母亲看见。胡安川的母亲所在车间的管教干事之一，就是钱国庆的姨妈。姨夫、姨妈对钱国庆跟胡安川的密切交往始终抱着难以理解和忐忑不安的心情。
“国庆呀，”一天夜里，姨夫进到钱国庆住的那间小屋，对正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钱国庆说，“最近你跟你那个叫胡安川的同学还有来往吗？”
钱国庆点点头，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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