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尤金尼德斯是美国近年来相当活跃的知名作家，1960年他出生于美国底特律，他的祖父母是从小亚细亚来的希腊移民。他曾就读于美国著名私立大学布朗大学，并于198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英语及创作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他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处女自杀》，书一上市就好评如潮，成为畅销书，获得了1993年怀汀奖，以及同年美国艺术协会年度风云书，并由著名导演科波拉之女索菲娅·科波拉搬上银幕。
    《中性》是他的第二本小说。此书以希腊移民的三代人为背景，讲述一个拥有双性器官的“女孩”变成一个“男人”的故事，其中的希腊背景类似作者自身经历。《中性》一书获2003年度普利策文学奖；并获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书评》、《旧金山纪事报》、博得书店、邦诺书店，以及亚马逊网络书店评选的2002年的十佳图书；曾荣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畅销书榜。

　　评论界认为《中性》有一面是喜剧，一面是悲剧；小说把卡尔的成长故事演变成一首喧嚣的史诗，把性别错置和家族秘密处理得既有趣又凄婉。
　　希腊后裔斯蒂芬尼德斯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1960年1月出生在底特律，那时他是个女婴；第二次是1974年8月“出生”在密执安州皮托斯基附近的一个急诊室，那时他是个十多岁的少年。卡尔·斯蒂芬尼德斯原名卡利俄珀，出生时是漂亮姑娘。童年至少年她生活得无忧无虑，与每个青春期女孩毫无二致。直到她14岁那年就读于家乡女子中学，那时她惊奇地发觉自己竟爱上了爱抽烟、有表演天赋的红发女同学，更可怕的是，她身上竟出现了一些男孩才有的特征……在父母陪同下她来到医院，医生告诉他们，卡利俄珀与众不同的原因是：她是个两性人。这个发现令大家震惊，尤其是等她偷看到有关自己病情的卷宗，明白自己根本不是女孩，医生却建议按她的成长背景将她变性成女性时，14岁的卡利俄珀逃跑了。她决心不再做女孩，于是“她”变成了“他”——卡尔，他剪短头，搭车来到旧金山寻找新的出路……
　　作品的写作手法十分丰富，既有对人物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又有许多现代小说中常见的心理描写，行文幽默而流畅。古老的写作手法与现代手段相结合，按照作家本人的话来说：“就像人体内古老的基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希望通过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创造出新东西。”作品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经常描写一些有点怪诞的事物，而且我总让这些事物变得不再奇怪……当你读到这个故事时，你会觉得变成一个两性人是我们大家都有可能经历的事情。这种感觉和大家在青春期时的感觉以及成长的感觉是非常接受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种经历。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的表现既大胆又出色，如果说荷马是这个故事的老祖先，达尔文就是另一个。
　　——《纽约时报书评》
　　底特律终于有属于自己的伟大小说了。都柏林是从詹姆斯·乔伊斯那里获得的……底特律也从它本地生的孩子尤金尼德斯那里得到了。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

　　银匙
　　我出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六○年一月，出生在底特律的一个丝毫没有烟雾的日子，那时我是一个女婴儿；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出生在密执安州皮托斯基附近的一个急诊室里，那时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专业读者说不定会在彼得?卢斯医生一九七五年发表在《儿科内分泌学杂志》上的论文《5α-还原假两性体的性别认同》中碰巧见到我。或者，您也许会在那本如今可惜已经过时的《遗传学与遗传特征》的第十六章中看到我的照片。在第五七八页上，正是我赤身露体地站在一张身高图表旁，两只眼睛给一个黑框子遮着。
　　在我的出生证上，我的姓名是卡利俄珀·海伦·斯蒂芬尼德斯。在我那（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发的）最近的汽车驾驶执照上，我的名字只是卡尔。我早先是一名曲棍球守门员，也是拯救海牛基金会的老会员，我难得参加希腊正教会的圣餐仪式，而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期一直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名雇员。跟提瑞西阿斯一样，我先是一种人，后来又是另一种人。同班同学嘲笑我，大夫把我当作实验品，专家对我触摸检查，出生缺陷基金会对我进行研究。格罗斯角的一个红头发的姑娘爱上了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人（她哥哥也喜欢我）。有一次我在一辆陆军坦克的引导下参加了市内的一场战斗；一个游泳池使我变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我脱离了自己的躯体，以便成为其他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十六岁以前发生的。
　　但是现在，到了四十一岁，我感到又要开始另一番新生。经过几十年的轻慢忽略以后，我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已故的男女祖先，早已不为人知的列祖列宗，不认识的远亲，或者就一个像我这样近亲交配的家庭而言，合在一起的所有这些情况。因此，趁着如今还有时间，我想把一切都永远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单纯的基因穿过时光环滑车道的那种不断起伏升降的行程。啊，缪斯，现在为我的第五条染色体的隐性突变歌唱吧！歌唱它两个半世纪以前在奥林匹斯山山坡上如何生气蓬勃，当时山羊咩咩叫着，橄榄纷纷落下；歌唱它如何经过九代人的传递，隐而不现地聚在斯蒂芬尼德斯家族这个受到污染的水池里；还要歌唱上天如何假借一场屠杀，使这个基因又飞到空中；它如何像一颗种子似的给吹过大海，到了美国，并在这儿我们的工业阵雨中飘过，直到后来落在中西部我母亲子宫的那片肥沃的土地上。
　　要是我有时变得有点儿诗兴大作，请读者原谅。这也是遗传的。
　　我出生前三个月，就在星期天我们一起吃的一顿精美的晚饭结束后，我奶奶黛斯德蒙娜·斯蒂芬尼德斯吩咐我哥哥去给她把她的桑蚕盒拿来。第十一回当时正朝厨房走去，想再吃一块大米布丁；这时，她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奶奶那会儿五十七岁，身材矮矮胖胖，戴着一个十分吓人的发网，完全适合于挡住人家的去路。当天最大的一支女性小分队就聚集在她身后的厨房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悄声细语。第十一回动了好奇心，侧过身子去瞧瞧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是黛斯德蒙娜却伸出手去，紧紧拧着他的脸蛋儿。等她重新引起第十一回的注意后，她便用手在空中划出一个长方形，又指指天花板。接着，透过不大合口的假牙，她说道，“快去给奶奶拿来，我的小娃娃。”
　　第十一回知道该怎么办。他跑过门厅，进了起居室。他手脚并用地爬上那道正规的楼梯，到了二楼。他沿着楼上的走廊跑过那几问卧室。在远处的走廊尽头，有一扇几乎看不大出来的房门，上面贴满了糊墙纸，好似一条秘密通道的入口。第十一回用自己的头确定了那个小小的门把手的高低，使出全力把门拉开。门里边又有一道楼梯。我哥哥踌躇不决地两眼紧盯着楼梯上面的那片黑暗，过了好半晌，才慢吞吞地爬到奶奶住的顶楼上去。
　　那儿的屋椽上面挂着十二个用湿报纸包着的鸟笼，他蹑手蹑脚地在这些鸟笼下面走过，满脸勇气地沉浸在长尾小鹦鹉发出的那股酸臭难闻的气味里，沉浸在我爷爷奶奶自身的那股特殊的香味（一种樟脑丸和大麻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里。他顺利地走过我爷爷的那张堆满书的书桌和他收藏的那些希腊通俗歌曲的唱片。最后，他撞上了那张软皮垫椅子和那张用黄铜做的圆咖啡桌，找到了我的爷爷奶奶的床，以及放在床底下的那个桑蚕盒。
　　这个盒子是用橄榄木雕制成的，比一个鞋盒略微大一点，有一个白铁皮盖子，上面有几个小气孔，还嵌着一个几乎辨不出来的圣徒肖像。圣徒的脸已经给磨掉了，但是他仍然举起右手手指，为一棵矮小、紫色、样子显得特别自信的桑树祝福。第十一回对着这棵活生生的植物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便把这个盒子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盖子。盒子里面放着两个用绳子编制成的结婚花冠，还有两条像蛇那样盘绕着的长辫子，每条辫子都用一根破裂的黑缎带捆扎着。他用食指在一条辫子上戳了一下。就在这当口，一只长尾小鹦鹉嘎嘎嘎嘎地叫了一声，把我哥哥吓了一跳。他赶紧关上盒子，把它夹在胳膊下边，带到楼下去交给黛斯德蒙娜。
　　她仍然在门道那儿等着。她从第十一回手里接过桑蚕盒后，就转身回进厨房。这时，第十一回总算得到机会，看了一眼房里的情景，所有的女人那时都安静下来。她们纷纷走到旁边，好让黛斯德蒙娜过去。我母亲就待在房里那块油地毡的中央。特茜·斯蒂芬尼德斯正仰靠在厨房的一张椅子上，受到自己那怀有身孕、鼓一般紧绷着的又大又圆的肚子牵制。她那兴奋的泛出红晕的脸上露出一种快乐、迷茫的神情。黛斯德蒙娜把那个桑蚕盒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打开盖子，把手伸到结婚花冠跟辫子下面，掏出一样第十一回先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一把银匙。她在银匙的柄上扎了一根细绳子。接着，她俯身向前，拿着那把银匙在我母亲隆起的肚子上晃动，而且经过延伸，也对着我晃动。
　　到这时为止，黛斯德蒙娜一直保持着完美无瑕的记录：一共猜对了二十三次。她确信特茜会是特茜。她预测出我哥哥的性别，以及教堂里她朋友所怀的所有婴儿的性别。她唯一没有猜到的那几个孩子的性别，就是她自己的儿女，因为一位母亲去探测自己子宫的奥秘是不吉祥的。然而，她却大胆地探测我母亲的子宫的奥秘。经过开始时的一阵摇摆不定，那把银匙从北方朝南方摆动起来，这意思说，我会是一个男孩。
　　我母亲叉开两腿坐在椅子上，极力想要现出笑容，她不想要一个男孩。她已经有了一个。实际上，她已经十分肯定我是一个女孩，所以只给我取好了一个名字：卡利俄珀。但是我奶奶却用希腊语嚷道，“是一个男孩！”这声喊叫当下传遍了厨房，传到外面的门厅，又越过门厅，传进了起居室，男人们正在那儿议论政治。我母亲听到这声喊叫重复了那么多遍，于是认为这种推测也许正确无误。
　　不过这声喊叫一传到我父亲的耳朵里，他就大踏步走进厨房去对他母亲说，她的银匙这回至少推测错了。“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多？”黛斯德蒙娜问他。对于这个问题，他用的是他那一代的许多美国人所会有的答复。
　　“靠了科学，妈。”
　　自从他们决定再养一个孩子后（餐馆的营业很不错，而第十一回也早就不用系尿布了），米尔顿和特茜一致同意想要一个女儿。第十一回那时刚刚五岁。他新近在院子里发现一只死鸟，便把它拿进屋来给他母亲看。他爱好对着东西射击，把东西敲打击碎，还爱好跟父亲角力。在这样一个男性的家庭中，特茜开始感到自己好像一个受到排斥的古怪的女人，设想自己在以后十年的时间里都会给禁锢在一个自命不凡、惟我独尊的人物的天地中。我母亲想像着一个身为反暴战士的女儿，一个同样爱好赏玩小狗的人，一个赞成参加白雪溜冰表演团提议的人。一九五九年舂天，他们正对有关我受胎的问题进行讨论，我母亲当时无法预见到妇女们不久就会把胸罩大批烧掉。她的胸罩装有衬垫，硬僵僵的，有着阻燃作用。尽管特茜很爱她的儿子，但她知道有些事情她只能跟女儿分享。
　　我父亲早晨驾车去工作的时候，眼前曾出现一个非常可爱的黑眼睛的小女孩的幻象。她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多半是在遇到红灯的时候）对着他那耐心的、无所不知的耳朵提出问题。“那东西你说叫什么来着，爸爸？”“那个吗？那是卡迪拉克的标志。”“卡迪拉克的标志是什么？”“哦，多年以前，法国有个探险家，他姓卡迪拉克；就是他发现了底特律。那个标志是他家族的标志，从法国带来的。”“法国是什么？”“法国是欧洲的一个国家。”“欧洲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片大陆，就像一大片土地，比一个国家要大得多。但现在卡迪拉克牌汽车不再从法国运来了，小宝贝。它们直接在美好、古老的美国这儿生产出来。”绿灯亮了，他继续朝前驶去。不过我的原型并没有离开。她在下一个和再下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都待在一旁。有她陪在身边多么愉快，因此我父亲这个富有首创精神的男子汉，决定看看自己可以做点儿什么好让这种幻想变为现实。
　　因此，男人们在他们议论政治的起居室里也一直在讨论精子的速度问题。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彼得-塔塔基斯（我们管他叫“彼特大伯”）是每个星期坐在我们黑色双人沙发上的那个辩论协会的主要成员。他一辈子都是个单身汉，在美国没有家人，所以就成了我们家的一分子。每星期天，他总驾着他那辆深红色的别克牌汽车前来，他身材高大，脸色深红，神情忧伤，却长着一个不大相称的生气勃勃、头发鬈曲的脑袋。他对孩子不感兴趣。彼特大伯是经典名著丛书的支持者（他把那套书读了两遍），他对宗教的思想和意大利歌剧极感兴趣。在历史方面，他特别喜欢爱德华·吉本，而在文学方面，则特别爱好斯塔尔夫人的日记。他喜欢引用这位谈吐诙谐的夫人对德语的意见。也就是说，德语不大适合用来交谈，因为你得等到句子结尾才听到动词，因此你不能中途把一句话打断。彼特大伯曾经想成为一位医生，但是那场“灾难”打消了他的这种梦想。在美国，他去上了两年教授按摩疗法的学校，如今在伯明翰开了一家小诊疗所，里面放着一个他仍在分期付款的人体骨骼标本。当时，按摩医师具有一种多少令人怀疑的名声。人家不到彼特大伯那儿去释放他们的生命力。他把颈项弄得噼啪作响，拉直脊椎，还用泡沫橡胶做了一些定制的足弓支座。话虽如此，在那些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仍是我们家最近似于医生的人物。年轻的时候，他的胃给切除掉一半，所以如今晚饭以后，他总喝一杯百事可乐来帮助消化。他十分睿智地告诉我们，软性饮料就是因为具有帮助消化的胃蛋白酶，才如此命名，所以很适宜于消化食物。
　　我父亲就是因为彼特大伯的这类知识，才在遇到生殖时间表这个问题时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彼特大伯把头靠在一个小枕头上，两只鞋都脱掉了，一边听着我父母的立体声唱机里轻声播放的《蝴蝶夫人》，一边解释说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带着男性染色体的精子比带着女性染色体的精子游得要快。这种说法立刻在聚集在我们起居室里的那些餐馆老板和皮货加工商中间引起一阵欢笑。可是，我父亲却采取了《思想家》的那种姿势；这是他最喜爱的一件雕塑作品。房间那头一张搁电话的小桌上就放着一个这件雕塑的小复制品。虽然这个话题是在星期天午饭后那种公开讨论的气氛中提出来的，但是，显而易见，他们所谈论的精子却是我父亲的，尽管讨论的语气相当客观。彼特大伯说得十分明白：想要一个女孩，夫妻俩应该“在排卵前二十四小时性交”。这样，行动迅速的男性精子就会冲向前去，相继死去。女性精子尽管行动迟缓，却较为可靠，它会正好在排卵时到达。
　　我父亲在说动母亲按照这项计划行事时遇到了困难，特茜·齐兹莫二十二岁嫁给米尔顿．斯蒂芬尼德斯的时候，还是处女。他们订婚的时候恰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以两个人始终关系纯洁。我母亲设法既激起我父亲的欲火，又把他的这种欲火压制下去，使其在那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中始终不过于旺盛，她对自己的这种方式感到十分自负。其实，这并不十分困难，因为当时她住在底特律，而米尔顿则待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里。有那么一年多时间，特茜总到希腊正教教堂去为自己的未婚夫点蜡烛，而米尔顿则注视着她的一些钉在自己床铺上方的照片。他喜欢按照电影杂志的方式让特茜摆好姿势，侧身站着，把一只高跟鞋高高地踏在一个台阶上，露出一大片黑色长统袜。在那些旧照片里，我母亲显得特别柔顺，仿佛她就爱让自己那身穿军服的心上人安排自己靠着他们这个简陋地区里的门廊和灯柱拍照似的。
　　一直等到日本投降以后，她才依顺了他。接着，从他们结婚的那个夜晚开始（据我哥哥对着我两手遮着的耳朵说），我父母经常十分愉快地交欢。不过到了生孩子的问题上，我母亲有她自己的想法。她认为一个胎儿可以感觉到产生他的那一份爱。出于这个原因，她并不怎么赞同我父亲的提议。
　　“你认为这是什么，米尔特，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吗？”
　　“我们只是从理论上讲，”我父亲说。
　　“彼特大伯对生孩子又知道点儿什么？”
　　“他是在《美国科学》月刊上看到这篇文章的，”米尔顿说。接着，为了使他说的话显得有力，他又说道：“他订阅那份刊物。”
　　“听着，要是我的脊背扭伤了，我就去找彼特大伯。要是我像你一样是平脚，我就去找他。但也就此而已。”
　　“这一点已经完全得到证实。在显微镜底下，男性精子游得要快一点。”
　　“他们管保也愚蠢一点。”
　　“说下去。你爱怎么说男性精子的坏话就只管说好了。随你的便。咱们并不要男性精子。咱们所要的是一个相当老成、缓慢、可靠的女性精子。”
　　“就算情况真是这样，仍然荒唐可笑。我可没法十分精确地做到这一点，米尔特。”
　　“与你比起来，对我难度更大。”
　　“我可不想听下去。”
　　“我还以为你想要一个女儿呢。”
　　“我是想要。”
　　“唔，”我父亲说，“我们这样就可以生个女儿。”
　　特茜对这个提议一笑置之。不过在她的嘲笑背后，还有一种严肃的道德上的保留意见。擅自干预生儿育女这么一件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种狂妄自大的举动。首先，特茜并不相信任何人能做到这一点。就算哪个人能做到，她也不认为他应该作出尝试。
　　当然，一个处在我这种地位的叙述者（当时我还没有结成胚胎），对于这种情况中的任何细节都无法完全肯定。我只能解释说，我父亲在一九五九年春天所染上的那种对科学的狂热，是当时所有的人都染上的那种相信进步的症状。请读者记住，不过在两年以前，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脊髓灰质炎也给索尔克疫苗征服了；而在我父母童年时的夏天，他们都因这种疾病而被隔离在家。人们并不知道病毒要比人类聪明，以为病毒不久即将成为往事。在我只抓到末端的那个充满乐观气氛的战后美国，所有的人都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我父亲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很自然的。
　　在米尔顿把他的计划向特茜提出后几天，有天晚上，他带着一件礼物回到家里。那是一个用一条缎带扎着的珠宝盒。
　　“这是为什么？”特茜猜疑地问。
　　“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是为什么吗？”
　　“今儿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干吗要送给我一件礼物？”
　　“送给你一件礼物，我还得有个理由吗？来。把盒子打开。”
　　特茜撇起一边嘴角，不大相信。不过手里拿着珠宝盒而不打开看看，这可不容易做到。所以，最终她迅速解开缎带，喀嚓一声把盒子打开。
　　盒子里，放在黑色丝绒上面的，原来是一个体温表。
　　“一个体温表，”我母亲说。
　　“这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体温表，”米尔顿说。“我不得不去了三家不
　　同的药房，才买到一个这样的体温表。”

第一卷
银匙
做媒
一次很不得体的婚约
丝绸之路

第二卷
亨利·福特的英语熔化锅
弥诺陶洛斯
关系冷淡的婚姻
骗术
单簧管小夜曲
国际新闻
EX OVO OMNIA

第三卷
自制影片
啊，着了！
米德尔塞克斯
地中海地区的饮食
狼獾队
热蜡脱毛抒情诗
那朦胧的人儿
提瑞西阿斯坠入情网
肉与血
墙上的步枪

第四卷
模糊不清的外阴
在韦氏大词典中查找我自己
到西部去，年轻人！
在旧金山的性焦虑
赫马佛洛狄忒斯
空中漂游
最后的停靠点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