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di yi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 5 0 万字的“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200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增订版）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wen ge”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改变中国》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是关于美国“9?11”事件这一改变世界历史进程重大事件的采访记录。此外，还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出没风波里》《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中共中央一支笔 — 胡乔木》《走近钱学森》等。新著为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和《海峡柔情》。

书房是作家进行创作的“大本营”。《历史在这里沉思》探秘作家叶永烈的创作“大本营”。叶永烈的书房规模庞大，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收藏了在采访中得到的大批珍贵档案、大量的名人书信、上千盘已经成为“绝响”的采访录音带，还保存了几十万张他自己拍摄的照片，并收藏了许多历史珍贵照片。正因为这样，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沉思斋”。
本书以叶永烈书房为中心，展现了作者读书、藏书、著书等的方方面面。既有作家即“坐
家”的慨叹，又有与时俱进、用新“文房四宝”武装书房的现代化实践，更有大量图书背后丰富生动的笔耕故事，与读者和被采访者传奇往来，还有对侵权盗版和冒名伪书的口诛笔伐。
《历史在这里沉思》不仅是作者书房的全方位扫描，也给读者在求知、写作、研究方面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人在书房
科学家离不开实验室。画家有画室。钢琴家有琴房。作家者，“坐家”也。每位作家在家中都有自己的工作室，那就是书房。
除了外出采访之外，我差不多每天从早到晚有10 个小时是在书房里度过。正因为这样，我在购置新房时，并不注重眼下流行的所谓“大厅小卧”，而是注重“大书房”。在我看来，厅小点、卧室小点，都可以，而书房一定要大。

风铃声声
叮叮叮，叮叮叮，每当轻风徐徐，坐在书房里工作的我，便会听见一阵阵清脆悦耳的风铃声。风铃声仿佛给我带来无比清凉，驱除心头的浮躁，拂去伏案劳作的倦意。
那是有一回走过车马喧喧的闹市，走过鳞次栉比、琳琅满目的小摊，大约是我走过时带起一阵风，身边一个小摊上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引起我的注意。我收住脚步，驻足回眸。
原来，那是一个专售风铃的小摊。五颜六色、长长短短的风铃，挂在一根锃亮的不锈钢横杆上。我细细观赏，那一串串风铃都是用小小的玻璃球和长长短短的金属管组成的，用一根根蛛丝般纤细的尼龙线串起来。微风吹来，玻璃球与金属管互相碰撞，发出富有音乐感的声响。
我被风铃那细巧而又轻盈的声音深深吸引。记得来过北京一位朋友家中，她几乎在每一扇门上都挂了风铃。她告诉我，自从女儿去了美国，唯有已经退休的她独守空窠。她买了那么多风铃，为的是她在家中走动的时候，总能听到风铃声声，以驱除空窠的孤寂感。
这一回，我也买风铃。我倒不是为了驱除孤独，而是出于对那动听的风铃声的钟爱。我先是挑了一串淡雅的紫罗兰色的风铃，接着又挑了一串鲜艳的红绿相间的风铃。售货小姐拿出两个方纸盒，小心翼翼地用纤纤细指撮着长长的风铃慢慢放进盒子里。一边一层挨着一层安放，一边整理着那细细的尼龙丝。她告诉我，从纸盒里取出风铃的时候，要拿zui上面的圆环，慢慢地往上拉，这样一层层风铃依次而出，尼龙丝不会缠在一起。
回到家中，也许是太性急的缘故，我一打开纸盒，就把那串紫色的风铃往上拉，结果拿的不是zui上面的圆环，尼龙丝和玻璃球、金属棒缠在一起，真的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我只好坐下来，静下心，慢慢地、细细地把纠缠的乱丝理直。足足花费10 来分钟，这才终于理顺那一根根尼龙丝，一片片紫色的塑料片、玻璃球。我不把风铃挂在门上，而是来到窗口，把风铃上面那圆环挂在塑钢窗上方的钩子上，挂在清风进进出出的所在。
有了教训，我打开第二个纸盒的时候，就很小心，首先找到小小的圆环，轻轻往上一拎，那风铃就一层层展开来，所有的尼龙丝都垂直着，没有一根乱丝。我把这红绿相间的风铃，挂在另一扇窗口。
从此，每当清风微拂的时候，风铃就发出零零星星、叮叮当当的声响，仿佛空气中飘荡着音符，给寂静的书房带来了盎然生机。
写作之余，我往往踱到阳台，走到窗口，看见风铃在缓缓转动着，玻璃球和金属管在轻轻碰击着。风渐渐加大力度，风铃上下摆动着、左右扭动着，响声的节奏也随之变得急骤，声音变得格外响亮。
时而静，时而动，时而疾，时而缓，风铃随风而变奏。
在无风的日子里，风铃缄默地守候在窗口，一动不动，一声不响。这时候， 我多么希望吹来一阵风，让风铃歌唱，让生活增添欢愉的声响。
在狂风猛雨降临的日子，风铃发出一阵剧烈、急骤的铃声，我不得不关上玻璃窗，于是归于久久的寂静。
在风住雨歇之后，我去打开窗户。刚刚开启一条缝，沉静多时的风铃马上发出激越的铃声，在空气中蹦跳，把美丽的音符像天女散花般撒向每一个角落。
风铃是开在窗口的会唱歌的花。这花，不用浇水，只需要阵阵微风抚拨着琴弦。
风铃是站在窗口的啼啭不已的鸟。这鸟，不用喂食，只需要轻风阵阵抚弄着彩翼。
小小风铃，铃声阵阵，声声剔透，声声晶莹，平和典雅，清淡隽永。白天，风铃的铃声，是风儿随意创作的奏鸣曲；入夜，风铃的铃声，是风儿即兴弹奏的小夜曲。子夜，我在铃声伴奏下渐入梦乡；清晨，我在铃声呼唤中迎来新的一轮旭日。
诗人白居易笔下的“大珠小珠落玉盘”，正是对风铃铃声zui确切的写照。
那阵阵风铃，令我记起在沙漠里度过的日子，清脆的驼铃在广袤无垠的大漠中回荡；那阵阵风铃，令我记起在草原上生活的情景，时疾时缓的铜铃声伴随着马蹄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自从有了风铃，我zui钟爱的是和风拂面的日子。那舒缓悠悠的风铃声，时而如窃窃私语，时而似山泉淙淙，时而若琵琶声声，时而像钟钹齐鸣。
即便在狂风大作的日子，风铃声声急，却也那样细细碎碎，絮絮叨叨，从不粗犷，从无野气。风铃之声永远是那样纤柔万般，温文尔雅，清澈如山泉，潺潺似小溪。
zui乏味的是无风的日子。无风便无声，运动才有生命。于无声处盼铃响。铃声终于随风而来，飘逸而至。风铃声声，铃声阵阵，仿佛是世界的殷殷脉动声。唐朝韩愈《送孟东野序》云：“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那四个“鸣”，道出了大自然的四季交响乐。然而一年四季，风铃之声常在，永驻于我的书房，仿佛是春姑娘的窸窣脚步声，仿佛是夏日此起彼伏的一片蛙声，也像是晚秋高天传来南迁的萧萧雁声，或者是严冬隐隐作响的阵阵寒蝉鸣泣声。
自从挂上风铃之后，在风铃声声的日子里，我的思绪仿佛格外流畅，嘀嘀嗒嗒的电脑触键声与风铃声交融在一起，构成特殊的书房交响曲。声声风铃，悠悠我心。风铃之声，轻、脆、纯、真。风铃或默或语，亦喜亦忧，我的思绪与之共鸣，我的笔下悲欢离合，遂成华章。也正是在声声风铃之中，我一气呵成了这篇小小的散文《风铃声声》，算是记下风铃在心中荡漾起一圈圈淡淡的涟漪。

书房旅行记
在清脆的阵阵风铃声中，我带你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
一说起旅行，你马上会想及，该订什么时候的火车票、长途汽车票、飞机票，甚至还想及到什么国家的驻华使馆去办签证。然而这一回，我带你去旅行， 不用买火车票、长途汽车票、飞机票，更不需要签证。这次旅行是“室内旅行”。
我不由得记起，在上初中的时候，读了一本很有趣的书。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热情的“导游”，带领着我进行了一次奇特的旅行——“室内旅行”。
旅行的第一站是自来水龙头。第二站是炉子。然后依次为餐桌、厨房搁板、碗柜子。终点站为衣橱。
这本书，便是《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
这本书的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伊林。伊林的本名叫伊利亚?雅科甫列维奇?马尔夏克，化学工程师，1896 年生于乌克兰，1953 年逝世。伊林从9 岁开始， 就写了很多有关火星、热带森林、美洲豹和鳄鱼的诗。他在大学时学化学，开始为儿童刊物《新鲁滨孙》写化学方面的科普文章。1927 年，31 岁的他出版了第一本书《不夜天》。此后，创作了《十万个为什么——室内旅行记》《在你周围的事物》《自动工厂》《原子世界旅行记》《人怎样变成巨人》等。
本来，旅行么，总以为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总以为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才感到新鲜、有趣。可是，伊林带领读者所进行的室内旅行，全部“旅程”不过几米而已，旅行的地方又是司空见惯的——我们的家中。然而，每到一站， “导游”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
“为什么要用水来洗？”
“我们为什么要喝水？”
“有没有不透明的水和透明的铁？”
“火柴为什么会着火？”
“面包里面的小窟窿是哪儿来的？”
“为什么铁会生锈？”
“为什么衣服会使人暖和？”
“穿三件衬衫暖和呢，还是穿一件三层厚的衬衫暖和？”
……
我的这本书，也是一本“室内旅行记”。跟伊林不同的是，我带领着你在我的书房里旅行。
科学家离不开实验室。画家有画室。钢琴家有琴房。作家者，“坐家”也。每位作家在家中都有自己的工作室，那就是书房。
除了外出采访之外，我差不多每天从早到晚有10 个小时是在书房里度过。正因为这样，我在购置新房时，并不注重眼下流行的所谓“大厅小卧”，而是注重“大书房”。在我看来，厅小点、卧室小点，都可以，而书房一定要大。
我的书房有着许许多多“秘密”，也有着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
谁都喜欢听故事。我就一边讲述着故事，一边带领你游览我的书房，揭开一个又一个“秘密”……

我原本没有书房
柔和的淡黄色台灯灯光，一盏一盏又一盏汇成一片灯的海洋。多少个夜晚，我坐在宽大的靠背木椅上，沉浸在这无声无息的灯海之中，如痴如醉地读了一本又一本书，打下我的学业的一块又一块基石。
虽说50 多个春秋飞逝， 我依然怀念着当年在母校北京大学“大图”（对于第一图书馆的惯称）度过的那些苦读的日子。“大图”坐落在未名湖畔，环境幽雅，藏书众多，馆里矗立着莫斯科大学赠送的俄罗斯著名化学家罗蒙诺索夫铜像。罗蒙诺索夫是渔夫之子，后来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成为莫斯科大学的创办者。
尽管“大图”离宿舍较远，我却zui爱在那里借书、读书。每当那小小的送书的“电梯”里出现我要借的书的时候，心中立即漾起一阵喜悦之情。
在北京大学，我开始“学余创作”。那时候，我并没有书房。我的书房就是图书馆。我在图书馆里看书，也在图书馆写作。
我是一个很“怪”的学生。我念的是化学系本科，六年制，1957 年入学， 1963 年毕业。可是我借的书，除了化学专业书籍外，还有天文、地理、物理、数学、生理、生物方面的书，甚至借了不少文学名著以及社会科学书籍。我阅读兴趣非常广泛。
我常去“第四”（对于第四阅览室的惯称）。那里的书库开架，可以自由自在浏览自然科学图书。看到有兴味的书， 我就借回去细看。记得有一本名叫《复苏》的书，介绍人类对于生命复苏的种种实验，一下子使我迷住了，借回去一口气看到深夜。还有好多本科学家传记，也使我爱不释手。
我每日必去报刊阅览室。褐黄色的木架子上，插着当天送到的全国各省市报纸，我爱翻一翻。zui常看的是《新民晚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解放日报》以及张贴在楼上入口处的当天的《北京晚报》。各地的文学杂志， 也是我爱看的，读生活气息浓郁的短篇小说，读文辞优美的散文。王汶石的、赵树理的、胡万春的（想不到后来我跟胡万春成了同事——都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对啦，还有浩然的，署着他们的名字的小说，我总要看的。
我的家，在远离北京的海滨之城温州，那时家境艰难，在前三年的寒暑假我都没有能够回一趟家，而我在北京又举目无亲，所以寒暑假成了我读书的zui好时光，我几乎整天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在书海中遨游。化学系系图书馆当然是我“泡”的地方之一。在文史楼楼上的阅览室，甚至西语系、东语系系图书馆，我也去“泡”。那时被视为非常“神秘”的海外报刊，我在东语系、西语系系图书馆里都读到过。
在整理学生时代的照片时，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的右肩上总挎着那个草绿色的帆布大书包。那时，书包和我，犹如秤砣和秤，总在一起。唯一“分离”的时间，是在早起之后，先把书包放在阅览室里，占一个座位，然后拎着碗袋，到大膳厅喝玉米粥，吃馒头，加一分钱什锦菜。匆匆填饱肚子，赶紧坐进阅览室里预占的座位，开始一天的苦读。
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大化学系，跟试管、坩埚箝、滴定管、极谱仪、光谱仪打交道。我念的是理科，却酷爱文学。
我考入北京大学不久，便在校刊上发表诗作《踏雪飞奔》。在《北大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我的《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此后的几期也发过我的小说、日记。我还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湖南文学》等发表诗作。
喜欢文学，读着理科，很自然地使我开始用文学笔调去描述自然科学。于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柔和的淡黄色的台灯灯光下，我铺开方格稿纸。我写出了《十万个为什么》，我写出了《小灵通漫游未来》……
哦，难忘，北京大学“大图”那一片灯海。那灯海长亮，如温煦的阳光，照耀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

斗室中的书桌
他创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人（大孩12 岁，小孩8 岁）挤在12 平方米的矮平房里，一扇小窗，暗淡无光，竹片编墙，夏热冬凉，门口对着一家茶馆，喧闹嘈杂。每年酷暑季节，他就是在这样的斗室里，不顾蚊虫叮咬，坚持挥汗写作。
这一切难不倒具有坚韧性格的叶永烈。对一个有志的青年来说，生活道路上的艰难曲折只能激发他振奋精神、不懈工作的顽强意志。

这是1979 年2 月15 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的记者谢军所写的报道。《光明日报》还为这篇报道配发了评论《奋发图强搞四化》。
岁月飞逝。当年《光明日报》所称的“有志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悄然爬上了双鬓。不过，那张泛黄的报纸，却真实记录了我在1979 年之前所住的斗室。那时候我根本谈不上书房，连zui起码的居住条件都谈不上。
1963 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一家科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我住在上海杨浦区控江路上的研究所集体宿舍。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就“跳槽”了，主动要求调动工作——到电影厂做编导工作。那时候“跳槽”是很难的，我却居然得到上海市电影局的支持而成功地调动工作，从科研单位调到文艺单位。我纵穿上海市区，从东北角的杨树浦迁至西南角的徐家汇。
初来电影厂，我依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那时候，我在单位里不过是“见习编辑”，分配住房之类沾不上边。
后来，我和妻租了离厂不远的一间阁楼，每月租金10 元人民币，相当于我当时月薪的五分之一。底楼是房东住，泥巴地，又脏又潮。那阁楼又小又矮，要爬摇摇晃晃的竹扶梯上去。
有一次我们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见到电线杆上有一张租房广告──那时候的上海，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房屋中介公司。我正在看，一位中年妇女问我：“你们要‘借’房子？”
那中年妇女很和善。
我点了点头。
她就跟我聊了起来。我这才知道她是那里的居委会主任。她说，她那里有个老工人，丈夫去世之后，老工人搬到女儿家去住，自己的房子空着。她热心地带我和妻去看房子，纯粹是为那位老工人牵线搭桥罢了，不收一分钱的“介绍费”。
那是一间私房，房子总共12 平方米，水泥地，四周是竹篱上抹了石灰而已。有一个阁楼，有一道木扶梯可以上去。如果把阁楼算上去，那就有20 多平方米。
据说，这些简陋的平房建于20 世纪50 年代初。那是上海解放之初，填平徐家汇的臭水河──肇嘉浜，河边棚户的居民迁到这里。这里新盖了一批简易平房，原先是说作为“过渡房”，几年后另迁他处新居。可是后来由于经费短缺， 这些“过渡房”竟成了“永久房”了！
屋主说，房子可租可卖。租的话，每月10元人民币；卖的话，530元人民币。
我和妻回去后仔细商量，决定还是买下来比较合算。因为四年多的租金，就相当于买下来的价钱。从长远考虑，还是买下来为好。就这样，我们就买下了那一间房子。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在大上海有了自己的家。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我和妻雇了两辆三轮车，就把我们的全部家当搬过去了！
我们的家具不过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两个竹书架而已。
就在那间极为简陋的小平房里，我和妻度过了15 个春秋──从24 岁到39 岁，这正是人生zui美好的时光！
虽说由于房子小，只能买窄窄的书桌，但是我终于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在此之前，我只能伏在图书馆的公用阅览桌上写作。
我还拥有两个属于自己的竹书架。此前，我的书只能放在纸箱里，需要用书的时候，必须从纸箱里搬出一本本书，才能找到要用的那本书。如今，把书放在书架上，一目了然，伸手就可以取阅，方便多了。当然，还有一批书依然只能躺在纸箱里，毕竟两个书架放不下我的藏书。
我还没有书房。在住房那么狭小的年代，书房是一种奢望。
带阁楼的小屋，用今日的房地产语言来说，算是“复式房”呢。我和妻住在阁楼上，那里算是“主卧室”。底层，我的书桌和书架跟孩子的床、煤球炉放在一起，也就是把“书房”“次卧”和“厨房”三合一。当然，客人来了，也坐在这里，所以还兼具“客厅”的功能。夜晚，我把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推进来，则又多了“车库”的功能，成了“五合一”。
小屋朝南。明媚的阳光从窗口斜照在书桌上，给我无限的温馨。我的心中， 荡漾着刘禹锡那“陋室铭”的感觉。

在没有稿费的年月
在“文革”岁月，我不仅只能住斗室，而且出书是没有稿费的——稿费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即便在那样的年月，我仍坚持写作，出版了10 本著作。另外，还有一批著作当时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出版。
很多人问我，在没有稿费的年月，你为什么仍然写作？我的回答是：“写作是美丽的。”
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我只能写些远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童话和科普书籍。不过，也正因为远离“无产阶级政治”，所以这些作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不断再版，有的甚至在2007 年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
在“文革”中，我作为“文艺黑线干将”遭到批判、抄家之后，被“下放” 到杭州湾畔的“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
由于我原本学化学，所以对于如何配制农药很“内行”，于是我就成了“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的“植保员”。我一边做着消灭农作物害虫的植保工作， 一边写作《治虫的故事》一书。
1970 年，由于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我承蒙“照顾”调回上海，在电影厂里挖防空洞。
一天，工宣队忽然通知我，安徽有人前来“外调”。我穿着高统套鞋，戴着安全帽，跑进工宣队办公室，才知来者是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石曾勉。我做梦也想不到，他向我约稿！
原来，1965 年，我写了《塑料的世界》和《化学纤维的一家》两书，寄给安徽人民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两书的出版都搁浅了。在该社发生武斗的时候，编辑任宏毅生怕书稿放在办公室里遭砸，悄然带回家中保存。1969 年，该社恢复出版工作，他们便想到这两本书。于是，石曾勉先生不顾足疾，前来上海，找我修改书稿。当我从他手中拿到一大包书稿，心中充满对这几位热心编辑的敬意。
我，又拿起笔来，开始写书。白天，我在泥里、水里挖防空洞；夜晚，面对青灯，我埋头于修改书稿。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我“秘密”地写书，生怕别人知道了说：“文艺黑线回潮。”
妻帮我去买稿纸，买资料。虽然家庭拮据，她总说：“你不抽烟，不喝酒。这些花费比烟、酒值得！”
《塑料的世界》改完了，找不到人画插图，我自己动手画起来。
1973 年12 月，我收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寄来的50 册样书，心情就像当年第一次发表作品一样激动。虽然没有一分钱的稿费，但是我仍万分高兴──因为我又重新开始创作了。当时，我的书一印就是40 万册、50 万册。
我那本悄悄写成的《治虫的故事》，也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就这样，在那严寒的日子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5 本书，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另外5 本书。
我还写了几十万字书稿，虽然躺在出版社的抽斗里未能发排，但毕竟写出来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几十万字的书稿，接二连三地印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那本《治虫的故事》在“文革”之后的1978 年9 月，被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看中，拿去重版，竟然印了100 万册！《治虫的故事》为什么会印了那样多？后来才知道，除了广大少年儿童读这本书之外，还被列为农村的植保员训练班的教材！那时候中国的植保员训练班非常多，所以到处要这本《治虫的故事》。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在1991 年6 月，台湾地区的谦谦出版社出版了《治虫的故事》。一本在“五七干校”当植保员写成的书，居然在台湾地区出版， 也算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