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吴有训》：
忆正之先生钱临照吴有训字正之，我们后辈称呼他为正之先生，或吴先生。
我并非他的学生，也未听过他的课，但在几乎半个世纪之间，我和他接触之中受他的熏陶，不但钦佩他在物理学上创造的业绩，更爱其为人，以师待之。
正之先生20年代初在芝加哥大学里和康普顿一道从事X射线散射研究工作，在物理学史上是众所周知的，我不需要在这里重复了。
我在这里将记述和吴先生接触中给我深刻印象的二三事。
30年代初，当我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时，吴先生在清华，虽多次见面，但无多交谈。
1938年为避日寇，清华和北大、南开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北研院物理所还有很多学术机构也都迁到昆明。学术界人见面机会多了，中国物理学会定期（每星期一次）举行学术讨论会。一次，我在会上介绍了晶体范性形变和晶体中的缺陷，并谈了G.I.Taylor的位错模型。这在我国是介绍位错的第一次。隔数天，我因事去西南联大见到吴先生，他拉着我到他办公室里坐下，详细询问关于那天我做报告的范性形变行为；并提出晶体中的位错既然能影响它的力学性质，是否也能改变它的电学、磁学性质。当时位错模型初次提出，理论未完备，尚缺实验证明，现在说来，Taylor模型是正确无误的，有很高的预见性，但金属加工硬化并不像当时Taylor论文中所说的那样简单，更不用说位错如何能影响晶体的其他物理性质。吴先生一问到此，我只能以浅薄的语言回答他，亦可说无词以对。其后，清华大学在昆明西郊大普吉办了金属研究所，聘余瑞璜等为研究员，吴先生自任所长。
吴先生是我们的前辈长者，但在学问上不耻下问。他和年轻人相聚谈话并不矜持，喜欢听取人家意见，也发表自己的看法。为此年轻人喜欢到他家里看望他和他谈话。在昆明时期，吴家住在远郊大普吉，和西南联大教师任之恭、范绪筠、余瑞璜、叶楷等合住一个大院，或有的在近邻。我曾多次从北郊黑龙潭跋涉数十里之遥去看他们，并在那里宿夜，剪烛夜谈，引为乐事。
吴先生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学组织工作已够繁忙的了，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他又在学校兼课。大约在1965年，有一天，他到我家闲谈，问我最近有什么好的物理教科书，我向他推荐新买来的Feynmanlectureonphysics三卷本，他借了第一卷去。时隔数年，我已忘怀，当此书还到我手中时，我发现书页几经翻阅后手泽痕迹宛然在目，显然他是用心读过全书的。
吴先生在康普顿效应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但不论在讲课时，或与人谈X射线散射时，从不自道其功绩。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学者提到X射线散射称为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吴先生不同意如此称法，而只称康普顿效应。
1949年吴先生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时友朋中有北上的，有意欲东渡台湾的。吴先生不但自己拒绝了国民党政府邀请他去台湾，还规劝朋友共同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是年竺可桢先生和正之先生同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事后我在南京见到竺先生，他告诉我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院长为郭老，副院长中有竺老而无吴先生。竺老说：“正之应当做科学院副院长，而不是我自己。”竺老谦逊让贤，品德高尚，而吴先生从未对此事心存芥蒂。1950年底吴先生终于被任命为科学院副院长，实至名归。
提到吴正之先生与叶企孙先生两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吴长叶一岁，而叶早于吴自美归国任教。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叶先生任物理系主任，1928年，吴先生应叶先生之邀请由中央大学转去清华任教。自此两人共事至1945年抗战胜利，吴先生乃去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两人在清华、西南联大共事十七年，对教育思想和学校行政设施，配合默契，交情弥笃。“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先生蒙受极大冤屈，出狱后，幽禁中关村，吴先生曾去探望他。在当时，此种举动不同寻常，亦为友朋中所难见。直至1975年冬“文革”结束此禁遂废。1977年1月，叶先生逝世，吴先生哀伤不胜，参加追悼会未及终毕而离去，并以叶先生之冤狱未见明白平反为念。是年夏，周培源先生亲赴吴先生家告北京大学已对叶先生做出正确结论，吴始释然。是年冬11月，吴先生亦与世长辞。
吴先生一生治学谨严，待人宽厚，笃于友情，长期身居领导地位，从不利用职权为家人谋私利，处理行政事务不徇私情，公正不阿，他的高风亮节应为后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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