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
“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托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暮色昏暗。大片的湿雪绕着刚点亮的街灯懒洋洋地飘飞，落在房顶、马背、肩膀、帽子上，积成又软又薄的一层。车夫约纳·波塔波夫周身雪白，像是一个幽灵。他在赶车座位上坐着，一动也不动，身子往前伛着，伛到了活人的身子所能伛到的最大限度。即使有一个大雪堆倒在他的身上，仿佛他也会觉得不必把身上的雪抖掉似的……他那匹小马也是一身白，也是一动都不动。它那呆呆不动的姿态、它那瘦骨嶙峋的身架、它那棍子般直挺挺的腿，使它活像那种花一个戈比就能买到的马形蜜糖饼干。它多半在想心思。不论是谁，只要被人从犁头上硬拉开，从熟悉的灰色景致里硬拉开，硬给丢到这儿来，丢到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停的喧嚣、熙攘的行人的漩涡当中来，那他就不会不想心事……
约纳和他的瘦马已经有很久停在那个地方没动了。他们还在午饭以前就从大车店里出来，至今还没拉到一趟生意。可是现在傍晚的暗影已经笼罩全城。街灯的黯淡的光已经变得明亮生动，街上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赶车的，到维堡区去!”约纳听见了喊声。“赶车的!”
约纳猛地哆嗦一下，从粘着雪花的睫毛里望出去，看见一个军人，穿一件带风帽的军大衣。
“到维堡区去!”军人又喊了一遍。“你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到维堡区去!”
为了表示同意，约纳就抖动一下缰绳，于是从马背上和他肩膀上就有大片的雪撒下来……那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吧嗒着嘴唇叫马往前走，然后像天鹅似的伸长了脖子，微微欠起身
子，与其说是由于必要，不如说是出于习惯地挥动一下鞭子。那匹瘦马也伸长脖子，弯起它那像棍子一样的腿，迟疑地离开原地走动起来了……
“你往哪儿闯，鬼东西!”约纳立刻听见那一团团川流不息的黑影当中发出了喊叫声。“鬼把你支使到哪儿去啊?靠右走!”
“你连赶车都不会!靠右走!”军人生气地说。
一个赶轿式马车的车夫破口大骂。一个行人恶狠狠地瞪他一眼，抖掉自己衣袖上的雪，行人刚刚穿过马路，肩膀撞在那匹瘦马的脸上。约纳在赶车座位上局促不安，像是坐在针尖上似
的，往两旁撑开胳膊肘，不住转动眼珠，就跟有鬼附了体一样，仿佛他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似的。
“这些家伙真是混蛋!”那个军人打趣地说。“他们简直是故意来撞你，或者故意要扑到马蹄底下去。他们这是互相串通好的。”
约纳回过头去瞧乘客，努动他的嘴唇……他分明想说话，然而从他的喉咙里却没吐出一个字来，只发出咝咝的声音。
“什么?”军人问。
约纳撇着嘴苦笑一下，嗓子眼用一下劲，这才沙哑地说出
口：
“老爷，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哦!……他是害什么病死的?”
约纳掉转整个身子朝着乘客说：
“谁知道呢!多半是得了热病吧……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哟。”
“你拐弯啊，魔鬼!”黑地里发出了喊叫声。“你瞎了眼还是怎么的，老狗!用眼睛瞧着!”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乘客说。“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快点走!”
车夫就又伸长脖子，微微欠起身子，用一种稳重的优雅姿势挥动他的鞭子。后来他有好几次回过头去看他的乘客，可是乘客闭上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他把乘客拉到维堡区以后，就把雪橇赶到一家饭馆旁边停下来，坐在赶车座位上伛下腰，又不动了……湿雪又把他和他的瘦马涂得满身是白。一个钟头过去，又一个钟头过去了……
大约十二年前或者十五年前，一个姓格罗莫夫的文官住在本城大街上他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家产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大学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得急性肺痨病死了，他的死亡仿佛给忽然降到格罗莫夫家中的一大串灾难开了个头。谢尔盖葬后不出一个星期，老父亲因为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而送审，不久以后就害伤寒，在监狱医院
里去世了。房子连同所有的动产都被拍卖，撇下伊万·德米特里奇和他母亲没法生活了。
原先在父亲生前，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在大学里念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穷，现在他却得一下子改变他的生活了。他为了挣几个小钱而不得不一天到晚教家馆，做抄写工作，尽管这样却仍旧要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灰心丧气，身体虚弱，就离开大学，回家来了。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托人情在县立学校里谋到一个教员的位子，可是跟同事们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了。他母亲去世了。他有六个月没找到工作，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做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吏。他一直干这个差使，后来就因病被辞了。
他还在年纪轻轻，做大学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让人觉得是个健康的人。他素来苍白，消瘦，动不动就着凉。他吃得少，睡不酣。他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就头晕，发歇斯底里病。他一向喜欢跟人们来往，可是由于他那爱生气的脾气和多疑的性格，他跟任什么人都不接近，也没有交到朋友。他总是满心看不起地批评城里人，说是他觉着他们那种浑浑噩噩的愚昧和昏昏沉沉的兽性生活又恶劣又讨厌。他用男高音讲话，响亮，激烈，要么带着忿怒和愤慨的口气，要么带着热中和惊奇的口气，不过他永远讲得诚恳。不管人家跟他谈什么，他老是把话题归结到一件事上去：在这个城里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这个社会需要创办学校、立论正直的地方报纸、剧院、公开的演讲、知识力量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会看清楚自己，为自己害怕才成。他批评人们的时候，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其他的色调都不用。依他看来，人类分成正直的人和坏蛋，中间的人是没有的。提起女人和爱情，他总是讲得热烈而入迷，可是他从没恋爱过一回。
在这个城里，尽管他尖刻地批评人，容易冲动，可是大家都喜爱他，背地里总是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那天生的体贴、乐于帮忙的性情、正派的作风、道德的纯洁、他那又旧又小的礼服、病弱的外貌、家庭的不幸，在人们心中勾起一种美好、热烈、忧郁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念过许多书，照城里人的看法，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里像是一部备人查考的活字典。
他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籍。凭他的脸色看得出来他不是在看书，而是在吞吃那些书页，几乎来不及嚼烂它们。人们必须认为看书
是他的一种病态的嗜好，因为不管他碰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或者日历，也一概贪婪地抓过来，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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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生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O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0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史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O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
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时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诃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午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