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哈努克和独立大业
在1952年前几个月，民主党继续在国民议会中尽力挫败西哈努克的政策。山玉成还是一个远在的威胁。法国情报估计2/3的国土已不在金边政府日常管理之下。在西哈努克和他的保守顾问看来，是时候采取激烈措施脱离法国争取独立，维持自己的统治了。
1952年6月初，西哈努克对议会发表了一番措辞严厉的讲话，他宣布“一切都陷入混乱。等级秩序不复存在。没有合理使用人才……如果变成异议分子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所有最优秀的爱国者都要到丛林中避难”。有关进一步的详情，见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p 61-67。此后不久，在法国人的默许下，西哈努克发动了一场反自己政府的政变。一支摩洛哥军队从西贡秘密赶到金边，包围了国民议会，国王罢免了内阁中的民主党人。政变没开一枪。西哈努克担起首相职权，组建自己的内阁，把民主党控制的议会抛在一边。此时他要求人民授权他接管政府，并承诺在3年内，也就是1955年6月之前实现完全独立。虽然没有举行全民公投，西哈努克还是履行职责，似乎已得到人民的授权，开始后来自称为十字军东征式的王家独立运动。
虽然政变是和平进行的，但还是在柬埔寨公学中引发了抗议示威，那里反王权、同情民主党情绪特别强烈。留学法国的一些柬埔寨激进学生指责西哈努克背叛了国家。1952年6月6日，他们向国王发表一份谴责宣言，要求西哈努克退位，为最近发生的法国军事行动负责，为解散议会负责，也为以同法国媾和代替抗争的政策负责。“Lerrre de lAssociarion des Etudiants Khmers en France à sa Majesté Norodom Sihanouk”, Paris, July 6, 1952 根据Ben Kiernan的观点，这份宣言是由一名叫Hou Yuon的柬埔寨激进分子所写，他在1975年遭清洗。宣言以高棉文发表在《高棉学生》［Khmer Nisut, No 14 （August 1952）］。同样关于这一问题，桑洛沙（也就是后来的波尔布特）也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君主制还是民主制？》） 见Ben Kiernan and Serge Thion，Khmers Rouges！（Paris, 1981）, pp 357-60;另一篇，名为《通向欧洲国家的王室之行》，文章最后用一首诗称，“王室的公告毫无诚意”并企图破坏“学生的团结”。有意思的是，没有一篇文章用国际主义视角看待印支战争。他们都持反对王权、支持议会的立场，说明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伴在这一阶段支持山玉成异议形式而不是越南人资助的高棉人民革命党（KPRP）。声明还指责西哈努克的曾祖西索瓦和祖父诺罗敦同法国人勾结残害民族英雄。1952年剩下的时间似乎是西哈努克的一段困难时期，因为法国人实际上决定向他摊牌。
民主党的不妥协立场实际上帮助了西哈努克。1953年1月议会拒绝批准西哈努克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西哈努克随即宣布国家陷入危险状态，解散议会，发布军事法令，并命令逮捕一些民主党议员（此时他们已被剥夺议员豁免权）。当逮捕VM雷迪的时候，西哈努克正在接受事先安排的采访。他向一名法国记者为自己辩解说，“我是国家天生的统治者……我的权威从未遭质疑。”Reddi，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还见Norodom Sihanouk，La Monarcbie cambodgienne et la crorsade royale pour lindépendence（Phnom Penh，1957）, passim；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p 67-72；and John Tully，France on the Mekong, pp 475-81。他越过民选出来的官员向人民求助，同时他也计划直接向法国人求助（当时他没这样说）。
国王新焕发的政治活力和坚决独立的立场震惊了法国人和一些王室成员。或许是因为国王长期给人以滑稽、媚外（指同法国人合作）的形象，一些记者只能用丧失理智来解释他的突然觉醒。
1953年2月，西哈努克宣布要到法国治病——这只是他就任国王期间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实际上，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揭示的，他带去了精心准备的几卷宗要与法国人商谈的重要问题。他的病是政治需要，但此行的赌注却很高。他一到法国就立即写信给没有宪法实权的年迈的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称“他已把作为国王的前途和自己王朝的前途都放在坚持法兰西联邦一员和同法国合作的政策基础之上，我现在忠于法国，将来也会忠于法国”。 Norodom Sihanouk and Wilfred Burchett，My War with the CIA（Harmondsworth，1973）, and Reddi，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他补充说，如果共产党入侵柬埔寨，他不能保证他的臣民会采取行动保护法国的利益。
奥里奥尔的顾问显然认为西哈努克的这封长信以及随后寄到的另一封信只是杞人忧天，奥里奥尔等了两周才予以回复。他在回复中表示仔细研究了两封信，邀请西哈努克共进午餐。此时，有担心印度支那局势的法国政府官员郑重地告知国王应该回到柬埔寨，并暗示有人可能取代他的王位。Ollivier, “Le Protectorat fran ais,” pp 344-46，-103mm,8mm,接下来的几个月，西哈努克不紧不慢地驶回柬埔寨，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日本停下来接受报社、电台采访，把柬埔寨面临的困境和法国人的不妥协态度公之于众。他用这种策略把本应毕其余生都应保密的谈话公开。不管怎么说，1953年出访是一次大胆的行程，因为他不仅是在同法国人和潜在的外国盟友赌博，也是同国内反对派、越南人和高棉人民革命党赌博。
西哈努克5月回到金边后，戏剧性地拿自己的生命换取柬埔寨的独立。因为在巴黎的谈判进展缓慢，国王就在6月份自愿流亡，他先到泰国，他在那儿并不受欢迎，然后来到暹粒军事自治区，在吴哥窟附近的别墅住下来，他拒绝同在金边的法国官员讲话。法国人在越南的战争变得越来越糟糕，在法国国内也大不受支持。西哈努克的越来越强的抵触心理和柬埔寨国内的日益加剧的反抗行动，让法国人不得不比原计划更为认真地考虑他的要求。
1953年10月，法国做出让步，还给国王对柬埔寨武装力量、司法和外交方面的权威。然而，他们依然把持着柬埔寨的经济控制权——特别是在进出口领域和具有高额利润的橡胶种植园方面。尽管还保留着这些殖民统治的残余，但总的说来，把法国人的失败说成是西哈努克的个人胜利，并不为过。借助信息沟通网络（这一网络曾在1916年和1951年两次让法国当局害怕），西哈努克命令暹粒和金边之间省份的官员组织支持他的群众游行。1953年10月29日，也就是山玉成海外流亡回国第二个周年纪念日那天，西哈努克乘车回到首都金边，数以万计的百姓夹道欢迎，他们或许并不清楚独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但是此时此刻足以让他们为自己的国王而欢呼，为战乱即将结束而兴奋。此后不久，西哈努克被正式冠以民族英雄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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