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通鉴 第二卷》：
从“原初状态”中推导出正义原则之后，罗尔斯面对着人们是否会遵循正义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正义的政治制度如何保持其“稳定性”。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罗尔斯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诉诸人们的“正义感”；并且认为，出于“正义感”，人们会遵守承诺，自觉维护自己在“原初状态”下同意的正义原则。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感”是人们的一种道德情感，它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相辅相成，是正义的社会制度得以维护的保障。罗尔斯论述道：“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也是一个由它的公开的正义观念来调节的社会。这个事实意味着它的成员们有一种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行动的强烈的通常有效的愿望。……当制度（按照这个观念的规定）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所阐述的“正义感”是一个纯粹形式的概念，并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一概念仅仅指出人们有按照正义原则行动的愿望，并没有对正义原则的内容有任何规定。罗尔斯认为，人们行为公正的愿望并不是对各种专断原则的盲目服从。一种道德原则必须激发人们的情感以及按照原则去行动的欲望，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正义感，正是这种由道德原则所引发的情感。对于道德原则如何进入人们的情感当中，罗尔斯认为有四个因素促成了道德与情感的结合：第一，道德原则指明了发展人们的共同利益的方式，甚至直接指向幸福，这激发了人们维护正义原则的情感要求；第二，正义感与人类之爱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由同样的正义观所规定的；第三，持有特定正义观的人们对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和伤害感到义愤或有负罪感；第四，根据康德的说法，按照正义原则而行动，是自由平等和有理性的存在物的本性。由此，正义感这种基于某种道德原则的情感在特定的正义观念下，建立起人们之间的友谊和纽带，成为秩序良好的政治共同体的稳固根基。
罗尔斯还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追溯了“正义感”的形成，从道德心理学的三条基本法则中推导出“正义感”：第一法则：假如家庭教育是正当的，假如父母爱那个孩子，并且明显地表示出他们关心他的善，那么，那个孩子一旦认识到他们对于他的显明的爱，他就会逐渐地爱他们。第二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获得了与第一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假如一种社会安排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他人带着显明的意图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并实践他们的职位的理想时，这个人就会发展同社团中的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的联系。第三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形成了与第一、第二条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假如一个社会制度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这个人认识到他和他所关心的那些人都是这些社会安排的受惠者时，他就会获得相应的正义感。
罗尔斯的上述推导告诉我们，第一，如果一个人在亲人的关怀和爱中长大，那他就能习得爱和同情的能力；第二，这种亲人之爱在一种公正的社会安排中则转变为对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第三，在确知为公正的社会制度中，对同胞的信任和友好情感转变为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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