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三日，避地下江。三十一年八月一日，回返我的故乡下邑。到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恰足两周年。有友朋写信问我这两年来的生活状况。我的生活状况，其何足述？但当此世变纷纭，而各地方的情形，又各有不同之际，正不妨就所记忆的，写出一些来，聊供读者诸君茶余酒后的谈助。
我自到下江之后，不但足迹未出从前所谓华圃，亦且未过越柏河一步。到这年——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才同我的女孩，乘车过越柏河。在河南，还见着颓垣败壁，到火车开出后，就两旁禾黍油油，和二十六年以前所见，无甚异同了。我想：这是我所见的如此，别的地方，该未必尽然罢了？“遗民定已种桑麻，败将如闻保城郭”，诵易安居士的诗，真要不胜感慨了。
我的家庭，本极简单，只我和我的妻，我的女孩三个人。当乱离之际，各自提着一只破败不堪的箱子，内中盛着些单夹衣服‘同到下江。一住便住了五年。这五年中的生活，自然非常苦楚。那么，为什么久留不去呢？这也有个缘故。我的朋友武隐文说得好：“到处都见得鹊巢鸠占的现象，只有在下江，还看不见这些。虽然’四海皆秋气，一室难为春‘，当四面风波震撼之际，据守着一个孤岛而自以为安，原不免于自骗自，但毕竟眼不见为净。”但是到我离开下江之前半年有余，下江的情形，也大变了。“撑住东南金粉气，依旧舞衫歌扇，空赢得猿啼鹤怨”，金迷纸醉之场，一变而为荆天棘地，还何足留恋呢？于是我的妻，我的女孩说：“既然万方一概，又何不暂回我们的故乡，再作道理？究尚略有田园可守呢。”议既定了，她俩先回下邑。我在下邑，本有住宅两所，南北连接。战前自居北宅，将南宅租赁与人。战时，北宅几于全遭炸毁，南宅却仅略有损伤，修理之后，依然完好。租赁期限早满，这时正好收回自住。无如在战时，下邑房屋毁坏的，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时候，房客坚不肯出屋，自己反去向人租赁房屋：一者不易得。二者即使得之，亦恐湫隘异常，我的生活程度，一时压缩不到这样低。三者如得可住的房屋，亦恐不能久居；而租赁的条件，又恐月异而岁不同，使你不能久居。于是我的妻和我的女孩商量：收拾烬余的砖瓦。木料呢？我有一个同居的堂房兄弟，早把他卖给一个木匠了，我们此时，反出高价，买回其一部分。即在北宅废基之上，搭盖小屋两间和灶屋一间，约共费去国币五千元。我的妻，带着我的女孩，住在她的母家，于炎天烈日之下，奔走往来督工。这其间一切事情，又大得我的舅嫂的帮助。到七月中旬，工程粗毕，我的女孩乃从下邑再到下江，帮同我收拾五年中在下江之所有，于八月一日，回向下邑。
当我还在下江之时，我的女孩从下邑写信给我，说：“故乡的风俗人情，比下江要好些。大家都以为在一个异常的时期，不以为就此可以苟安。”她又说：“这也有个原故。、且如我们所住的五女巷，在南段，本是一个绅士的住宅区。在战前，是没有一家不有两三个佣人的，却到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只我家南宅的房客，还有一个走散工——每日仅按一定时间，来作一定事务的女佣，其余都是自己操作。环境是最深刻的教育，生活是最亲切的环境，这怕是使异常时期的人，长不忘其所处的为异常时期的原因罢？”我看了这封信，颇引起了思归之念。因为我在下江五年，对于下江的风俗人情，已经厌倦极了。到上了火车之后，我又觉得乘客的情形，和五年前颇不相同。大家都很沉默，似乎有些陶唐氏的遗民，忧深思远的样子。这沉默，就是坚决、镇静的表示了。我又觉得其颇能互助。即如我，年老力衰，随身所带的行李，举不起来，就有人助我举起。当时乘客已满，我和我的女孩，虽然各觅得一个座位，却是相去很远。我女孩对面的乘客，便起而和我互换，他因此距离他的行李颇远，也在所不惜。我在当时，觉得很为感动。后来在日记中说：“中路婴儿失其母，则鸽原急难之情生。”这是使我初上归途时，感极欲涕的一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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