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人水空间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从有明确考证的史前开始，人类就有逐水而居的习惯。这不仅是天性使然，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因此，凡水系发达、河网集中的地区，往往是*早有人类聚居的地方。
翻开世界历史，就会发现许多文化、文明圣地和著名的经济中心等皆发源于大河之滨或其支流周边地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皆发源于大河流域。河流沉积形成的肥沃土壤、平坦的地形、充沛的灌溉水源等因素，都有助于先民们发展农业，从而形成灿烂的人类文明。
华夏祖先的衣食住行皆与河流水系密不可分。从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如著名的《弋射收获图》、《荷塘渔猎图》（图1.1）、《播种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先民与水系的密切关系。因河流、湿地之惠，人们得以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生息繁衍。《诗经》中描写人与水以及河流有关的章节，超过一半。其中，《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写的就是河流及湿地。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激赏，称“*得风人深致”的《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写的也是河畔景致。
图1.1 东汉画像砖《荷塘渔猎图》
资料来源:《中国美术简史》。
诗词歌赋中的水总是优雅浪漫的，但事实上，水既能滋养文明也能摧毁文明。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学习如何缔造和谐的人水空间关系，更好地实现与水共生。
**节 人进水退——历史的脉络
人水空间关系改变的根本源自农业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风调雨顺、水旱从人似乎通常与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等词语联系在一起。恩格斯说：“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而水则是农业的命脉。
伴随着早期农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在9000～10000年前就开始了定居生活。由于生存的需求，先民们既要临水而居，又不得不时常面对洪水的侵袭，人水空间关系因此呈现出利用-避让的被动适应模式。
人口的增多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土地以满足生存需求，人们开始对之前难以利用的水网密布的低地沼泽进行改造，人进水退的序幕自此拉开。排涝防洪是这个时期人水关系的主旋律，众多的水系、沼泽湿地由此消失。例如，由众多河流冲积扇重叠连缀形成的成都平原，历史上原本地势低洼，沼泽连绵，先民频繁遭受水患之苦，但经过水利工程的兴建、长期的排涝和持久治理，*终变成了“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自秦灭古蜀国、设置蜀郡之后，成都平原就成为国家的主要粮食供给地之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证实了古代黄河流域农业繁荣、城邑密集的区域在更早的时期都是湖泊广阔、薮泽密布的低地沼泽地区。
随着生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水的控制和利用能力也逐步增强。一方面农业及其技术的发展能支撑更多的人口生存，而更多的人口又必然需要更多的土地来供养，人进水退的步伐因此极大加快。例如，洞庭湖的前身云梦泽，先秦时这一湖群的周长约为450km，由于泥沙淤积和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围垦，到1949年水域面积仅存4350km2，到20世纪90年代末仅余2579.2km2，这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封建王朝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力和物资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与工程。自秦朝后，作为以农耕文明立国的东方大国，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国家的统一兴盛。要有效地进行灌溉和防洪，必须有中央机构加以控制。灌溉和河堤到整个地段必须按总体规划来维护。对于那些用于围垦的大堤，也必须如此（费正清，1999）。因此，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兴修水利、防治水患一直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郝亚光，2018）。运河、水渠、堤坝、灌溉系统等大型水利工程在政府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得以完成，不仅强化了人进水退的趋势，甚至造成了人水关系格局的永久性变化。
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如今人水空间之争的主要驱动力已不再是农业，而是由于人口爆发式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对更多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人类科技的日新月异使我们可以修建更高的大坝、更大的水库、更庞大的引水工程，也因此使更多的湖泊、湿地、河流水系被城市建设所吞噬，人进水退的步伐仍未停歇。从表象上看，我们似乎在这场人水空间之争上赢得了“胜利”，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二节 人水失调——现实的困顿
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如今，人进水退的恶果已逐渐显现，并从区域、城市、流域等各个不同的尺度上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流域层面以及国土层面上，水问题叠加和累积影响越来越严重。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水体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但我国还未建立健全的面源污染控制管理体制。此外，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如太湖蓝藻污染事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等。污染物种类主要是化学品、油污、外来水生物等，这些污染物可能完全摧毁当地原生水生态系统，严重威胁其水生态安全。
全国各大流域及其主要河流水问题层出不穷，纷纷告急：黄河、海河、淮河和辽河等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远超40%的生态警戒线，京津冀地区汛期超过80%的河流存在干涸断流现象；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和西南诸河氮磷上升为*要污染物，太湖、巢湖、滇池等湖库蓝藻水华发生面积及频次居高不下（杨开忠等，2021）。此外，我国洪涝与干旱发生频率增加，干旱和洪涝危害呈“双上升”趋势，并由年际交替演变为年内交替。极端天气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下，中国将会持续北旱南涝的降水态势，水资源供需形势更趋于紧张。
城市水环境恶化及其导致的城市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典型环境问题。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洪涝灾害、干旱断流、水质恶化、水生态系统退化等水环境问题，本质上是自然水循环被不断增加的不透水地面所阻隔，导致城市水系自然功能逐渐退化。由于不透水地面和高密度人工排水系统的不断增加，对地理形态的改造，显著改变了城市自然水文循环过程，改变了流域水和养分流动规律，从而影响城市化流域水质和河流生态系统健康（Alberti，1999，2005；Alberti et al.，2007）。城市地下水位下降对提供城市河流的生态基流造成巨大影响，从而导致城市水环境的恶化，城市用地布局的近期锁定效应将导致水环境问题治理困难（Gburek and Folmar，1999；Bhaduri et al.，2000；Agata et al.，2010）。流域城市化改变了流域土地自然属性、河流水系结构、自然水文系统和流域产汇流过程，将会产生城市雨岛效应、径流峰值效应、径流污染效应和水系结构片段化效应等综合水文效应（颜文涛和周勤，2014）。
水生态健康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但是水生态健康和人类健康的关系被广泛认同，也被认为非常重要（瓦格纳等，2014）。比如，上海市在编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时，针对公众开展城市发展愿景调查发现，雾霾天气、恶臭河水等影响居民健康的环境问题是上海应优先改善的问题。可以说，人水失调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民众的身心健康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从流域、国土，甚至是全球的尺度来看，人水失调对整个人类所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重大，而且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第三节 和谐共生——未来的愿景
通过对人水空间关系历史脉络的梳理，可以总结出人水关系的模式是由被动—依附—顺从转向主动—改造—征服，后者的恶果已经显现，并严重影响到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人水关系的未来，即伙伴—共生—和谐。人水关系的和谐共生是社会人文系统与水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两者不能*立分割。人水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是判断环境安全度的标准，表现为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人类主动维持和改善水资源系统的循环，使水资源系统具有良好的自我更新和修复能力，人水复合系统处于一种协调一致、平衡发展的稳定状态（戴会超等，2013）。
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在长期的水管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态实践智慧。例如，城市的选址要“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乘马》），选择龟背形地形建城有利于排水和避免城市内涝；利用重力自流管理雨洪过程，“彝作水窗十二间，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顿息”（《赣州府志？名宦志》）；增强自然过程的可感知能力，通过将环境过程与生命体验相结合，培育人与水之间协同共生的相互关系，如“入沼蓄调，饮用防火”（安徽宏村的水智慧）；构建基于水利社会单元的自治管理模式，以产生维持系统平衡状态的内生动力，如“分四六，平潦旱”（代表都江堰水智慧的治水《三字经》）。这些传统生态实践智慧对我国现代城市水管理实践有哪些启示呢？
**，转变雨洪是灾害的认知，建构人水互惠共生关系。水文过程对维持健康的社会-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应将雨洪视为城市重要的自然资源，通过雨洪过程提升社会福祉，构建适应和包容雨洪过程的城市和社区发展模式。第二，建立基于自然过程的管理法则和采用基于集水单元的分散利用方式。通过雨水重力过程完成营养物的降解和水资源的分质利用，避免采用集中收集雨水的大型结构工程。通过重构（或建构）韧性空间模式，形成多种组合方式的雨洪管理生态基础设施。对高风险集水区不过度依赖单一工程的作用，水管理系统应体现整体性、健壮性、冗余性、灵活性、容错性等特征。第三，将城市社区作为雨洪管理的基本单元，提升城市-社会系统的社区韧性。将雨洪过程与生活体验相结合，培养社区居民的环境共识并增强应对雨洪事件的能力。综合平衡工程建设短时性和运行调适长期性的关系，形成利于雨洪管理系统稳定运行的动态反馈管理模式和适应性管理机制。第四，协调长短期目标的实现路径。城市雨洪管理以水要素建设管理为核心抓手，通过继承和复兴地方水文化内涵，带动相关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实施。在可持续性水资源利用框架内，利用水敏性城市发展模式，达到整体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综合目标。
提倡生态实践智慧引导下的城市雨洪管理实践，是对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与自然协同进化过程中历练出的成功且圆满从事生态实践能力的崇高礼赞；是对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精心维系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共生关系的契约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引导下因地制宜、随机应变能力的学习、效仿和回归。如何在现代城市雨洪管理中，学习和应用传统生态实践智慧，探索与当今社会组织形式和经济生产方式相契合的生态智慧范式，形成符合时代精神和当代城市发展特点的现代生态实践智慧并有效地引导实践，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和紧迫的课题（颜文涛等，2016）。
面对业已破坏的城市水环境，想要有效的补救和恢复不能仅仅通过治理河溪这样只对问题打补丁的方式，而要从流域尺度探寻水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基于流域的管理方法才是解决水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荣冰凌等，2009）。城市层面，将小流域作为水环境管理单元，实现环境的可持续调控（颜文涛和邹锦，2019）。城市小流域的健康管理必须考虑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例如，道路和其他城市的功能是如何建立及维护的，这些行为又如何影响水文、物理栖息地、水质和生物群落。相反，实现小流域健康目标的措施也需要考虑建筑环境的构造、重建和管理。例如，我们需要了解建筑环境的特点及其影响雨水的自然径流过程，以指导道路和建筑物的设计，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减少不透水表面的面积及暴雨径流量，通过布置洼地、屋面落水管断开以储存并缓慢释放雨水径流。
总之，研究人水关系问题必须着眼于把握人与水之间的平衡，寻求人与水、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及其合理性关系，把人的发展同水的消耗、环境退化、生态胁迫等联系在一起，通过法制约束、社会制度、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实现人水之间关系的和谐共生与协同进化（李雪松，2006）。
参考文献
戴会超， 唐德善， 张范平， 等， 2013. 城市人水和谐度研究[J]. 水利学报， 44（8）: 973-978， 986.
费正清， 1999. 美国与中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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