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统梳理、阐述了儒家官德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及其来源和理论基础;厘清了中国传统伦理关系概说、君臣伦理关系、官民伦理关系、同僚伦理关系及官员家庭内部伦理关系;总结了儒家官德中伦理关系的特点、“民贵君轻”“屈君申天”的构想、官民伦理关系的特点、协调同僚伦理关系的原则及“忠孝一本”的构想。本书研究以“公忠”为核心的官德规范体系，从职业伦理要求、家国情怀及德性论角度论述了儒家官德所具有的特点。本书通过儒家官德思想体现的公忠报国的价值取向、以德为先的德才标准、为民父母的施政理念、节欲修身的居官之道及敬于有位的敬位意识阐述了儒家官德思想的基本精神。书中运用史料分析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等方法，总结了儒家官德思想的内涵、特征、原则及关系等，系统分析了儒家官德思想的历史作用与时代局限性，总结出儒家官德思想在传统社会治理、维护政权稳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合理内核对加强领导干部道德修养、反腐倡廉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前言

人类文明赓续迭进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承继、总结和思考。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夏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官德思想较为鲜明地体现了儒家的德治主张，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其中不乏合理成分，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它具有时代局限性，需要我们辩证分析、合理利用。本书旨在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官德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总结，从而阐发自己的观点，抛砖引玉，期待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并提出宝贵意见。

《说文》曰“官，吏事君也”。这说明“官”是作为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而存在的。尽管在不同时代对“官”的定义略有差异，但基本含义是一直延续的。时至今日，百姓口中的“官”，一般泛指国家的公务人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习惯性地称为“官”。在“官”的属性方面，《周礼》认为“官”应“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由此可见，在当时为“官”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执掌着一定的职权，二是受命于国君者。在《礼记·王制》中对“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曰“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官”要德才俱佳方可任命，给予爵位和俸禄。综合以上关于“官”的定义、属性与要求,可以看出,称为“官”者应该具备以下的要件:一是经过相应程序任命,享有相应的爵禄;二是具备一定的德性,能够起到示范作用;三是能够担负较强的社会管理职能。本书研究的官德之主体“官”特指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上尊天子备蕃辅”“下以子养百姓”的臣。

研究儒家官德思想就绕不开《论语》,它是论述儒家官德思想最具代表性的典籍。本书中关于“德”字共出现三十余次,如“为政以德”、“道之以德”(《论语·为政》)、“君子怀德”(《论语·里仁》)、“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等,这里的“德”多与政事相关。在先秦时期,古人以“得”释德。比如,《管子·心术上》说“德者,得也”,《礼记·乡饮酒义》说“德也者,得于身也”,宋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认为“得”乃是一个变外在为内在的内化过程,即将外在之道通过获得而变为自身的内在之德。基于对道的倾慕,人们“知此而心必之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四)。通过追求认识并接受道,使外在的准则转为内心的信念,进而“有得于心”。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也说“德也者,所以行夫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五)。他们一致的观点,德必须“见于行事”(《朱子语类》卷三十九),行是德的本质属性。

古今中外不同的思想家、政治家从政治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官德”做出过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把“官德”定义为“为官从政之德”,一种是将“官德”定义为“官员的职业道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官德就是权力道德,即居官从政者的职业道德,即各级官员运用权力、执行公务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以上表述各异,但其共同的特征是从职业伦理角度将“官德”定义为官员的职业道德或与职业紧密相关的权力道德。这种从职业伦理角度对道德的阐释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与道义论视域下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官德思想是不相称的，“儒家所切入的为政之德，有明显的对象性针对:对官吏、对君臣，也对由士到仕”。以维护现有政治秩序为其价值使命，首先把现有的政治秩序说成是合理的，在此基础上加以伦理证明，设计了官德体系，用以引导政治道德，这一切都是源于儒家对士者“入仕”问题的关切。“入仕”历来是儒家倡导的实现“士”的价值的根本途径，更是彰显其身份地位的手段，基于此，从身份伦理的角度定义官德更符合儒家文化所主导的社会建构。如将“官德”定位于职业道德，“不仅是给官德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混乱，而且给官德建设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利”，在《中国官德: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李建华主张将“官德”定位为“角色道德”，即从身份伦理的视角来定位官德。将官员道德的影响提升到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施加影响和起示范作用的高度，远远超过了职业伦理的影响程度。这与儒家“入仕”思想的初衷是一致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即“士”入“仕”是为了实现儒家倡导的道义，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标。儒家从人伦、人性和道义等层次入手对“仕”从身份伦理角度进行了制度规约。应该说，从身份伦理的角度定位官德更符合儒家传统社会制度设计的内在思路。

学者对官德的理解众说纷纭。从道义论的视角来论述，如杨建祥认为“从殷周开始的儒家道义论立场就已经蕴含了政治道德意义中的义务意识与德性意识”,儒家官德在孔、孟开启的道德定位中,存在属于道义论的精心设计。将“官德”放在道义论的视野下来探讨,“通过与天道相连接的义务论证明使官德规范论进入‘契约’效应”形成规范,进而内化为德性论。杨建祥还认为“仕”是一种身份象征,士者从仕的道德表现映像了儒家政治道德。士得“道”即仁是“入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而进行的“道义论转化为义务论,义务论外化为规范论,规范论内化为德性论”的转化,最终形成了引导和控制君臣的为政之道,从哲学层面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官德境界。阐述了历代官箴相关内容折射出儒家政治道德意识中意味深长的历史反省意识,实现了儒家官德思想的“现实转化”,成为民间评价上层官员的“一杆秤”,折射出中国仕文化的意蕴。从散见于各类文献中的反官巫合流思想,整理出儒家的戒巫传统,认为当官戒巫是道义论使然。在对循吏的研究中发现,历代循吏成为儒家官德的象征,折射出官德精神,反映出道义论和义务论的连接。对“官”的要求,儒家坚持道义论应该是首要的选项。

还有学者对官德的本质、基本矛盾及基本特征作了系统的阐发,如张梦义、喻承久在其著作《官德论》中指出,官德的本质是官民利益矛盾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反映,是对权力运行行为的规范与调节方式,是官员改造社会的实践精神,是关于从政用权的意识、信念、行为准则、评价选择、理想目的等的价值体系;官德的基本矛盾是官民利益矛盾,即官员个人利益、人民群众利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官德的基本特征在于其极高的政治、社会的期望性和极强的全面制约性。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官德”进行了界定,各具特色,有一定代表性，指出了“官德”的本质与内涵，揭示了“官德”的普遍意义与其特殊价值。它的普遍性在于其具有一般职业道德的共性，即具有一般职业道德的规范。从社会影响力来说，自古以来“官”就是广受社会关注的群体，在行使其职责时应表现出相应的道德水准，“官”的身份象征也是百姓一直以来关注的对象，“官”的表现在社会上能够起示范作用。因此，对“官”来说，具有一般的职业道德是不够的，它的身份象征所起的示范作用更为重要，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习近平同志认为“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这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2008年12月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进一步对“官德”的内涵和外延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明确指出，“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职业道德标准、家庭美德标准和社会公德标准”。

从儒家道义论角度讲，“入仕”是士实现自己的道义、仁德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入仕的“官”本身就应该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准。即杨建祥先生所说，士者入仕，在思想上所体现的理路就是由起点的道义论转化为义务论，由义务论转化为规范论，由规范论上升为道德论的过程。从古至今，“官德”所具有的职业道德的基本属性是不可否认的，同时，作为社会成员，“官”理应具备基本的人伦道德。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角度看，“官德”是道义的体现，是仁的表现。除此之外，从儒家“节欲”说的视角来看，“官德”也应体现在对自身过分欲望控制的过程，是个人内在修养不断提升的过程，“慎独”在“官德”培养的过程中能够起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表现更为丰富的是政治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谈到“官德”，我们就不得不谈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中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不但表现在政治道德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政治伦理上。殷周时期，以天命论为指导，古人对道义论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儒家官德文化的萌芽，自此以后对义务论、规范论的讨论，在渲染仕文化的同时，逐渐发展了儒家官德思想。最后，形成了儒士以“入仕”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烘托出儒家一直以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主张。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有重视“官德”建设的传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官德”思想孕育于其中，在实践中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尤其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猛发展，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警示官员，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可见，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官员的道德(包括政治道德和个人品德)败坏是其腐败的关键因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可见，研究我国传统“官德”思想，利于总结历史经验，对当今的政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绪论  

第一章 儒家官德思想的背景、来源和理论基础    

第一节 儒家官德思想的背景   

第二节 儒家官德思想的来源和理论基础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儒家官德思想内蕴的伦理关系  

第一节 官德中的伦理关系    

第二节 君臣伦理关系   

第三节 官民伦理关系    

第四节 同僚伦理关系    

第五节 官员家庭内部伦理关系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儒家官德规范体系及主要特点

第一节 以 “公忠” 为核心的官德规范体系   

第二节 儒家官德规范的主要特点   

第三节 儒家官德践行与循吏传统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儒家官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及现代意义    

第一节 儒家官德思想的基本精神   

第二节 儒家官德思想的局限性   

第三节 儒家官德思想的现代启示   

本章小结  

结束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