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场景中，我目睹了一个叫维姬的母亲正在教她八个月大的儿子不要有被抱起的想法。这是一个在治疗过程中不会发生的例子，因为维姬不能把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想象成除威胁以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她是通过切断联系的防御来保护自己：这个联系包括感觉和行动之间、思维和感觉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尽管维姬已经承认在她生完两个孩子之后感觉到了抑郁，但她还是很不愿意转诊去接受心理治疗。
在我的大脑里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一直是模糊的。维姬快速而郑重地告诉我她的孩子没有问题，是其他人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想抱他。她不愿意让其他任何人（包括孩子的父亲）去接触自己的孩子。这暗示了“抱”在她心里是很危险的。她说如果其他人抱了她儿子，那么她儿子就会开始想要被抱起来。当我问为什么觉得这样很危险的时候，她说她需要做清洁，她不能够因为她的孩子想被抱而被打扰。她流露出受打击的眼神。我没有询问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维姬把想要被抱当成是危险的、坏的，而且她紧接着就会联想到她自己需要反复清洁，人类亲密的需要看起来等同于危险和肮脏。在我们互动的动力中，我感到维姬防御性的需要是拒绝我的兴趣和关怀。投射给我的就是维姬相信我是一个需要被牵制的、具有威胁性的人物。
在整个过程中，她那超重的孩子面对着我歪歪扭扭地坐在婴儿车上，发出奇怪而又哽咽的声音。他的表情很痛苦，我请求维姬把他移出来。她拒绝了，而且她告诉我真正的问题是被她描述为“麻烦孩子”的女儿。她的孩子放弃了移动和交流的企图，滑下去睡着了。他成功地转移了他的亲附和探究的需要，他妈妈把这些需要误识为某种程度上的肮脏和凌乱，并需要严格地控制。
这种遭遇的后果是很难处理的。我感觉到敌意情绪，想从心里赶走维姬，就如她陷入强迫性清洁时擦除肮脏的东西一样。我感觉自己陷入困境而且很无助，就像她的孩子。她的防御性需要置身于所有事外，而且坚持她管理现实的方式不被影响：其他任何的观点都是危险的。我知道维姬一定是遭了很多罪，而且找了很多办法来满足她的诸多需要，但是她似乎下定决心不去探究这种关系，而且告诉我她没有意愿再次见到我。我感觉很糟糕：无助而且挫败。我把她转介给一位有经验的同事，希望我们可以引起她的兴趣。如果我们可以让她把注意力转向她女儿（我知道这是她想“控制”的人），治疗就会有转机。在两次困难的治疗后，我同事收到一条信息，那个母亲说出了难言之隐：“在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感觉很糟糕，我想砍断我的手腕。”她用简短的语言生动地表达了几乎绝望的可怜处境。在我们试图重新接诊这位母亲失败后，我们被下面的难题搞得快崩溃了：维姬的防御机制感到我们邀请她和我们联系、给她提供帮助的事实是具有威胁性的，她用各种不和我们联系的方法保护自己。事后，我想通过转介她给我的同事而不再联系她可能是她所需要的，所以不再邀请她来见我。
维姬似乎为自己制定了三种固定的防御机制：否认，她否认自己有任何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她的防御需要把这个世界分裂为好、坏两种，我很快意识到我是被她体验为坏的那种人。她的这种防御性的保护圈会通过诱导别人感受到自己不被需要而更加牢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说，她的防御行为可以被描述为投射性认同。我下这样结论的线索是：她的女儿变得很暴力，在我们的会面中我感到非常生气，感觉那天我的心理状态与平时不一致，此外，我的同事也很困惑和生气，因为他被指控他的参与使那位母亲想要砍断自己的手腕。Hobson等人（2005：330）当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简要说明：
投射性认同：个体靠镜映自己的情感冲突给他人，反过来激起自己对对方负性的烦躁情绪的唤起状态。如果这种关联性和人际交往模式成为这些人和他们婴儿之间关系的特征，那对婴儿成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也许清洁的强迫性需要是这个极度痛苦的妇女努力实现她一些过分的想法和感觉的一种外在行为表现，这些想法和感觉可能和她小时候的一些脆弱经历和需要有关（这些事情或许她记得，或许已经遗忘），而她没有意识到要去探究。这个案例中，我担心弗洛伊德“强迫性重复”的观点将意味着这个母亲的儿子也有可能变成一个与她类似的有斩断亲密关系冲动的成年人。维姬将会使她儿子陷入那种糟糕的困苦境地，正如她自己经历的那样。因此，她的投射过程如此强烈，以至于不允许“假设”思维存在的可能性。
也许最难帮助的案例是当那些母亲的亲附系统沉迷于某些强迫性动作和行为，或是类似于酒精、食物或毒麻药品这些物质上的情况。维姬听起来好像是沉迷于防御性清洁。换句话说，她的情绪能量不是直接对他人的潜在回应。比如她的清洁行为已经变成了她主要的亲附对象，以此满足她的亲附需要。她的防御结构更多地倾向于与自恋、偏执、强迫相关的方式。我没有成功地帮助维姬感觉到“假设”她儿子的需要是肮脏的这一点，而这一点可能会引起她后续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又可能会与导致潜在变化的信念相关。她的观点仍然和以前一样。也许帮助这位母亲意识到与人接触仍然是人求生存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也许那些有着边缘型、依赖型、表演型特征的母亲有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但她们简直不能在关系中尤其是与孩子之间建立它。早期关系性创伤在以上的情况中都已经出现——也许这正是当思考到怎样干预以及治疗过程是否会有一个好的预期效果的问题时，防御机制要来阐明的事情。在下一个案例中，一个治疗关系得以发展，我帮助那个母亲从认为她的孩子想要她死，转变到她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个威胁的意识上来。这是有明显差别的，因为这意味着那个母亲逐步意识到自身强烈投射的影响，并且想要纠正它，体验到她需要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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