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报早期的生存环境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革命报刊系统。但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各项工作刚刚起步，力量还很薄弱，在政治上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因而其领导的党报也常常遭遇统治阶级的全力打压。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在其出版过程中，中外反动势力对它进行了种种迫害：上海租界巡捕武力搜查上海大学《向导》通讯处，北洋军阀政府通过邮局先是暗中没收、后又公开下令查禁。
国民党在全国执政后，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严密控制，随着党的影响逐步扩大，作为党的宣传者、组织者的党报也日益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办报环境日益恶化，出版难度加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到上海，转入地下活动，继续领导革命斗争。这种状况下，党报很难公开出版发行。为了向国统区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集团的真面目，中共中央以及各级党组织秘密从事办报宣传活动。中共中央先后在上海创刊及复刊了《布尔塞维克》《红旗》周刊、《上海报》《红旗日报》《无产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其中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于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秘密创刊时，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迷惑敌人，免遭迫害，该刊自1929年起采用伪装封面和不断改换刊名的方式发行，曾用的化名有《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等等①。正常情况下，强化刊名、凸显自己的编排风格是形成品牌、吸引读者的一个有效手段，主办者会想方设法突出刊名，而《布尔塞维克》为了生存却不得不违背这一规律，频频更换刊名。由此一端，可见当时党报生存环境之艰。
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应，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思想与政策也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尽管这些思想与政策并非专门针对党报，但确实为党报的发展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而且很多情况下这些政策出台的动因之一也是对党报进行限制。黄瑚教授所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主要新闻统制思想做了如下总结②：
1928年，国民党提出了“以党治报”的方针，要求国统区所有的新闻事业，包括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都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进步新闻宣传活动，国民党统治集团大量汲取了当时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新闻思想与经验，以进一步严密控制新闻界。
一是效法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上”的原则，利用民族危机，大肆鼓吹和提倡“国民”“国家”“民族”等抽象观念，进行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凡是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宣传，一律以危害“国家”“民族”利益为由予以取缔与镇压。
二是加强新闻界自身的控制力量，利用新闻的力量来实行所谓的“科学的新闻统制”，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原则改造新闻事业，将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和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统筹规划、统一管制。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实行积极影响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的政策，将政治统治渗透于新闻业务活动之中，渗透于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管理、新闻事业的行政管理以及新闻报道内容的审查等各个方面，从而“消灭反动报纸及通讯社，取缔灰色新闻及毒素新闻，淘汰肤浅落伍、桀骜不驯之新闻记者，其有冷酷无情、始终自外革命集团、绝无合作诚意者，尤不容留”。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新闻政策》，明确表示要“对于全国报业，实施有效之统治，分别予以切实之扶助或严厉之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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