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伤害与阅读伦理学
伊莱恩•斯凯瑞
何谓文学的道德力量？它能消减伤害的举动吗？如果能，文学在哪些方面不负此望？所有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另一问题：有什么能消减伤害？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书中，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过去的五千多年里，暴力的诸多形式已经偃旗息鼓。在这一历史长河中，他挑出来尤加审视的是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这一百年，百年间一系列暴行 — 处决女巫、囚禁债务人、虐待动物、虐待人类、判死刑、奴役同胞 — 突然废止了，尽管并未灭绝。
为了解释“日常情感的彻底变化”如何导向“对苦难的感同身受”，以及人道主义革命中出现的保护性法律，平克主张，法律改革是人们识文断字的能力日益提升的产物。书籍销量的惊人增长立即带动了改革（例如，在英格兰，17世纪每十年出版的书籍不到500种，18世纪每十年出版物却已达到2 000种，而在19世纪这一数字则是7 000 2 ），催生改革的还有上升幅度同样惊人的识字率，至17世纪末大多数英国人都具备了读写能力，进入18世纪末的法国人也是如此，丹麦人、芬兰人、德国人、冰岛人、苏格兰人、瑞典人、瑞士人到19世纪末也大多能掌握文字了。
平克挑出了一种特别的阅读形式和一种特别的书籍，即小说 — 尽管我们看到，诗歌的出现远远早于小说，其特质对于文学减轻伤害的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平克巧妙地引用了历史学家林•亨特的著述，令人信服地描绘了畅销书对人们的影响，如理查逊的帕梅拉和卢梭的朱丽，使我们以想象的方式进入了其他人的生活，包括那些没有社会权力的人：女人、仆人和儿童。平克给出了一幅人类精神生活在识字革命前后的对比画面： “乡村和家族的狭窄世界，仅靠五官感知便触手可及，所获信息单凭一个内容提供者 — 教会，让位于五花八门的人群、地方、文化和观念。”
如果我们假设（基于极不完备的证据）文学确实有助于消减伤害 — 不仅在人道主义革命期间，也在其他时代发挥作用 —那么，文学的哪些属性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我们旋即想到三个方面：它能移情，它倚重商榷性的思维，它有美感。因为移情对文学而言如此重要，它被捍卫、怀疑、斥责和赞美了无数次。尽管它还值得被验证无数次，我在此却不赘述，只是提请注意：通过“移情”，亨特和平克 — 在我看来是对的 — 不是指文学能够使我们同情某个虚构之物（诚然，文学当如此），而是指文学能够锻炼和强化我们的认知，令我们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的观念，并使这种认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习惯。如果在足够多的人群中产生了这种认知，那么就会出台法律反对伤害他人，此后它所传达的禁令会成为独立自主的，可脱离感性而存在。文学说： “想象帕梅拉，她免于被伤害的权利对你来说会是不言而喻的。”法律说： “我们不关心你有没有想象力；不论你能不能想象帕梅拉，你都不得伤害她。”
小说可以唤起读者的移情能力，其来有自。它预示于文学得以抵挡伤害的第二个属性：诗歌本然具有对商榷的追求。
诗歌创作与商榷的关联 — 与辩论中的“正方”（pro）和“反方”（con） — 正在于最初描述的缪斯歌唱时的情景，出自荷马《伊利亚特》第一卷的结尾。托马斯•霍布斯对商榷具有浓厚兴趣，他在1676年的译本中，这么翻译众神的宴饮： “他们整天宴饮，直到日落时分。他们食仙馔，饮蜜酒。阿波罗弹琴，缪斯们以歌声交替相和。”缪斯们交替发出的声音在亚历山大•蒲柏的译本中是听得见的，更早的约翰•奥格尔比（John Ogilby）的译本亦如此。奥格尔比对这几行注释道： “缪斯们在彼此应答的过程中歌唱……宛如赞美诗； ［荷马所用的希腊语］构成了一种演说，使正方和反方就此各抒己见。”然后，他引用维吉尔的《牧歌集》（Eclogue），“缪斯们一直喜欢交替错落的诗行，”又提及赫西俄德的《神谱》，“缪斯开唱这首歌，缪斯结束这首歌。”荷马为缪斯们制定的这种论辩结构，昭示于每一个英文译本中，除了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的。塞缪尔•巴特勒写道： “缪斯们高扬她们甜美的声音，彼此召唤应和”；在里士满•拉铁摩尔的版本中，我们可以读到“缪斯们歌唱时轮流发出甜美的声音”；而罗伯特•菲格尔斯（Robert Fagels）的版本则是“缪斯们歌唱/一串串声音汇聚为合唱”。
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争论点燃了《伊利亚特》这部史诗，而我们倾向于将这种争论与史诗或戏剧相关联，比如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戏剧竞赛。但很多其他类型的诗歌也嵌入了这种争论的结构，我们从“颂歌”（anthem）一词便可见 — 它源自“对唱曲”（antiphone）或“对诗”（verse response） — 其意经翻译即浮出水面。一首颂歌或赞美诗，保留着争论的声音，这提醒我们，诗歌总与商榷相伴。
……
文学得以消减伤害的第三个属性是其美感。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自己就可以是受益者；读者自己免于被伤害，因为 — 至少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如是观之 — 阅读拓展了她的生命。佩特察觉到，我们固然不能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在既定的时间里获得尽可能多的脉动”，由此有效地拓展生命。根据佩特的观点，美丽的艺术品和诗歌无疑将带来“活跃的、成倍的体会”，因而将200年（甚至2000年）的感知折叠进常人的有生之年里，如佩特所举的55岁。
尽管阅读伦理学必然包括读者自己的获益，但我们此处的关注点在另一方面，它往往不为人知，即人们受益于某人的阅读。美感至少从三个方面对此有所助益。
首先，美的事物（无论诗歌、数学方程式，还是面孔）有其属性 — 比如对称、朝气蓬勃、统合 — 要想在正义的王国中获致同样的属性则困难得多。比如，随手可以举出诗的格律具有对称性，数百年来它为司法领域中的对称性提供了灵感和指导 — 无论是约翰•罗尔斯说正义即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对称”，还是柏拉图期望罪行与惩罚之间应有对称（至今遥不可及），抑或休谟所谓期待与满足之间的对称。
其次，美打断了我们自己的思维，给予我们一个突如其来的松缓。艾瑞斯•梅铎（Iris Murdoch）说，我们在美的事物面前体验到“吾丧我”（unselfing）；骤然不再“一味关注自我”，不再只操心一己之利。西蒙娜•韦伊指出这一现象，称之为“激进的去中心化”（radical decentering）。我称此为一种“麻醉的邻接”（opiated adjacency），这个词很笨拙，但它提醒我们，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们获得迅疾的愉悦感（如鸦片般令人陶醉），生活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们感到置身事外，但几乎没有东西 — 除了美 —可以同时兼具这两点。愉悦急切地涌起，而自己却在边缘观望，这迈出了致力于公正美好的第一步。
与美接触，还有另一效应。狄奥提玛（Diotima）告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告诉柏拉图，而柏拉图告诉我们，当面对美的人或事物时，会产生一种想要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欲望。狄奥提玛说，与美接触，还会涌起创作诗歌、法律著述、哲学作品的欲望。维特根斯坦等现代哲学家亦表达了同一观点。再次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创造能力是实现公正的先决条件：美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而公正往往是人为的；它常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因此唤醒我们关注自身创造力的所有事物，就是剔除不对等和伤害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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